2004-6-26 01:23
读新历史主义随笔集《千年悖论》
判别一部（篇）作品真伪优劣的本质界限在于它是否从人的立场
出发，套句当今时髦话，叫做“以人为本”（这适用于整个文学乃至
文化领域）。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之所以受到广泛的赞许，是因为
承受了太多的精神乌托邦负荷的中国读者“意外”发现这位革命领袖
的文章中竟充满“人味儿”。“五四”的一大贡献便是“立人”。周
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
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
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跨越苍茫的时间之海，世纪初旧文
人的声音终于在世纪末“新文人”的身上得到了回应。不论是于坚的
日常叙事，苇岸的大地道德，还是张锐锋、张敞的历史视角，无不怀
着人道主义立场，充满着对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手段固然不同，
精神指向却是一致的。他们被称为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20世纪
最后二十年的成长环境，使得他们在精英理想受阻和市场化进程不可
逆转的大背景下，寻求一条更切实可行的精神启蒙之路，他们从忍受
不住重压而在顾影自怜中溃散的文化人群中走出，重新聚拢起来，在
一种无法述说的深痛中，重新寻找“人”的精神着陆点。
《守望者文丛》摄取的是“新文人”写作一个比较重要的侧影，
那就是新历史主义的散文（随笔）写作。历史，自不必说，那是所有
文化守望者都要深情伫望的地平线，通往未来的道路正是从那里延伸
出去。笔者曾在《燕都文丛》的出版说明中写道：“历史不是猎奇的
对象。历史中包含着永恒的真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历史已经‘无
用’，然而，对历史无知的人算不得真正的现代人，因为不了解历史
的人，永远不会了解现在和未来。”而新历史主义写作，自然又与传
统的宏观叙事有着根本的不同。传统的宏观叙事，是以一种时间信仰
为基座，涌动着一种无可自抑的乌托邦情绪。它凌驾于民间之上，远
离人的精神现实，在乌托邦梦想已经破碎的后现代社会，这种叙事模
式只能加深人们的精神困境，因而再伟大的想象、再宏伟的场景，最
终都不过是一堆一触即碎的泡沫。遗憾的是，这类文本依然选入各种
重要的文化选本中，实在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展览。“当生命被生存的
利刃切割成碎片时，时间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就成了一种被嘲弄得体无
完肤的虚假神话。”于是，历史到了“新文人”的笔下，则被注入了
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核。他们首先看到的，不是血肉模糊的时间幻象，
不是纵横崎岖的历史地貌，而首先是人，是在历史的山路上踉跄前行
的各色人等，是它们的面貌、身躯和心灵。如同张敞在描摹吴三桂心
路历程大历史文化散文《无处收留》开头所写的：
把吴三桂从繁体字的杂乱掩埋下发掘出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当我的目光一层层刷去吴三桂躯体上的泥尘之后，当他的灵魂像兵马
俑一样艰难地从黄土中展现轮廓的时候，我的心便和他的灵魂一起痛
苦地痉挛了。这些考古家手中的珍物啊，当他们走过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们有着和我们异样、然而又能共通的悲欢。那欢乐，是千锤百炼后
的抵达和黑夜掩盖下放松；是曲曲折折的释放和矫柔造作的皈依。而
那痛苦，却是巨大张力下血淋淋的撕裂与麻木，是浓黑的夜的泪水。
这种泪水，可以毒杀任何一种生物，只要它是上帝所创造。
无论如何，陈迹已经腐败，又通过树的汲取，进入我们的躯体。
无论如何，这一派风景已经在历史上写下，能否观赏要看我们的悟性。
毫无疑问，张敞的悟性是好的。他的作品集《千年悖论》包含着
新历史主义散文的特征。他们的作品“或隐或显地闪现出颠覆原有主
流历史观念和官史文本的意旨，偏离了约定俗成的历史主导力量和主
流逻辑，津津乐道于个人家族的兴衰浮沉、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和帝
王将相的庸常情态，在把历史还原到日常语境的过程中，敞开被‘官
史’所遮蔽和封锁的历史图景，它把局部的个案作为切入历史纵深处
的入口，让人在窥斑见豹的具体而生动的感知中探察如烟世事的变幻
莫测和沧桑轮回。”（黄发有语）如弗兰克伦特契亚在《福柯的遗产：
一种新历史主义？》中所说：“全部的社会生活都在其最古怪、最细
微末节的层次上。”（转引自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页465，
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在他们眼中，历史不再是编年体的流水账，不
再是干瘪的学术名词的集合，不再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单向度的解说，
不再是当权者根据利益所需而进行的剪裁和虚构，而是根据人类内心
的可能而构筑起来的时间的流程，当然，由于写作主体生命经验的不
足，情感积累的仓促，这种描摹既可能单调重复，又可能过于自由发
挥，但它们毕竟摒除了泛政治化的苍白，而恢复了人的血色，使冷漠
的时间具有了人的温度。历史不会因此而更加模糊和缥缈，却会因此
而更加清晰和真实。他们以个体灵魂的真实性还原历史的真实性。水
是没有形状的，水的形状就是容器的形状，历史也是一样。张敞们写
作的意义在于他们表明了历史具有无数种可能性，但任何一种可能又
无不与“人”相连。
这里我不能不着重提一下张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他是
在世纪之末最后一个冬日里，捧着一摞厚厚的文稿找到我的办公室的。
当然，中间亦有媒介，便是《鸭绿江》的副主编刘元举先生。他的作
品仿佛使我遭到棒喝，我看到的是一个成熟的历史叙述者。他的作品
使我一连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甚至几次通过电话，与友人分享阅读
的巨大快感。从作品的质量可以推知，他熟读经史，学养功底并不逊
于市面上流行的这个“家”或者那个“家”，关键是他有一套独特的
个人话语系统，在无边的时间中已经飘散净尽的历史经过他的情感的
整合，竟与庸常岁月里的世道人心打通，忽儿令人撕心裂肺，忽儿令
人心血澎湃，使得被时间的无形之锉磨损的灵魂重新获得应有的形状
和韧度。张敞的出现是对自命不凡的中国散文界的极大讽刺。这样足
以深入人心的历史叙述实在不应属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当然，
这样的叙述角度同样不会属于一个耄耋老者，它只属于这个时代，
《千年悖论》实际上是这个时代的作品，只不过正巧附着在张敞的身
上，是它刚好选择了张敞，而不是相反。
《无处收留》实在是一篇不应忽视的力作。《千年悖论》一书中，
我力荐读者阅读的，就是这篇三万余字的长文。所有的时代图景、政
治走向、纲常理念、沧桑恩怨，都被纳入“人”的主题之下。他突出
的是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同人性的冲突，凸显的是人在这种漩涡中的
核心焦虑：
一个无辜者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
常受到你所连属的社会粗暴而蛮横的威胁。一个人，常常会突然陷入
外部情势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你所依附的王朝灭亡了，你
这个无辜的生命会面临尽忠还是求生的考验；比如，一个妇女的丈夫
死了，她面对的是苦苦守节还是忍辱再嫁的两难选择；再比如，一个
奉公守法的人，会在突然之间因为自己的亲戚犯罪而被株连入狱，虽
然自己和这个亲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
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
有第三条路可走。王朝板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
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
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
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
显然，在苍茫的历史中，他重视的并非时间的物理属性，而是人
的精神属性，是人们被裹携在时代洪流里的那点可怜的灵魂苦旅。至
于洪承畴或者吴三桂的生命结局，都是这种冲突的结果。结果早已在
史书中定型，在这里，最重要的已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本身。就像一
场球赛，结果已经为人所知，但仍有好事者回过头来去看比赛的过程，
看每一个人在每分每秒的姿态和选择究竟是如何推演出最后的大结局
的。这种对历史中的人性的悲悯，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悲悯；这种对已
逝事物的关怀，其实就是对未来的关怀。这种史笔，在中国以往的写
作中，是颇不多见的。
那一篇回肠荡气的《千年悖论》与其说是讲述科举史，实际上是
讲述为科举制而耗尽毕生生命和才情的士子们的心路历程，将那些被
体制（尽管是一种有一定科学性的体制）所残酷绞杀的死魂灵，陈列
于历史的停尸房里，那万劫不复的悲剧令人怵目惊心。通过他力透纸
背的文字，我们分明可以看见作者那焦灼的目光和慈悲的心。他不讲
体制的残忍，而是讲人们内心的麻木和盲从。如果没有万众的屈从，
再强硬的体制也是存在不下去的。“进入考场的人当中，百分之九十
八以上与成功无缘。在这样的比率下，一个读书人在他的一生中达到
自己目标的机会，像中彩一样偶然。从概率的角度说，一个人，当他
选择了书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选择了失败。”科举制在千余年的历
史长河中兴隆不衰，得之于它对于人性的成功的征服。一种制度的生
命力完全依靠对人的生命力的扼杀来维持，那些衰老之年仍蹒跚于赶
考路上的倔强的身影，在注明体制的胜利的同时，更注明了个人的宿
命与悲剧。
当世纪末的守望者依然恋恋不舍地停留在历史的麦田的时候，很
多人对逝去的时光、消殒的面容已经不再做太多的缅想，尽管那悠远
的时光的帏幕背后曾有过盛满诗意的目光，尽管功德碑和贞节坊的下
面压着一颗颗不安分的心，尽管死气沉沉的书房里潜藏过对后人的忠
告，尽管喑哑的声音想极力戳破神话的虚伪，尽管那些死去的人和活
着的人有着相同的经历、相同的痛苦和梦想……
（《千年悖论》，张敞著，祝勇主编“守望者文丛”之一，时事
出版社出版）
判别一部（篇）作品真伪优劣的本质界限在于它是否从人的立场
出发，套句当今时髦话，叫做“以人为本”（这适用于整个文学乃至
文化领域）。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之所以受到广泛的赞许，是因为
承受了太多的精神乌托邦负荷的中国读者“意外”发现这位革命领袖
的文章中竟充满“人味儿”。“五四”的一大贡献便是“立人”。周
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
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
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跨越苍茫的时间之海，世纪初旧文
人的声音终于在世纪末“新文人”的身上得到了回应。不论是于坚的
日常叙事，苇岸的大地道德，还是张锐锋、张敞的历史视角，无不怀
着人道主义立场，充满着对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手段固然不同，
精神指向却是一致的。他们被称为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20世纪
最后二十年的成长环境，使得他们在精英理想受阻和市场化进程不可
逆转的大背景下，寻求一条更切实可行的精神启蒙之路，他们从忍受
不住重压而在顾影自怜中溃散的文化人群中走出，重新聚拢起来，在
一种无法述说的深痛中，重新寻找“人”的精神着陆点。
《守望者文丛》摄取的是“新文人”写作一个比较重要的侧影，
那就是新历史主义的散文（随笔）写作。历史，自不必说，那是所有
文化守望者都要深情伫望的地平线，通往未来的道路正是从那里延伸
出去。笔者曾在《燕都文丛》的出版说明中写道：“历史不是猎奇的
对象。历史中包含着永恒的真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历史已经‘无
用’，然而，对历史无知的人算不得真正的现代人，因为不了解历史
的人，永远不会了解现在和未来。”而新历史主义写作，自然又与传
统的宏观叙事有着根本的不同。传统的宏观叙事，是以一种时间信仰
为基座，涌动着一种无可自抑的乌托邦情绪。它凌驾于民间之上，远
离人的精神现实，在乌托邦梦想已经破碎的后现代社会，这种叙事模
式只能加深人们的精神困境，因而再伟大的想象、再宏伟的场景，最
终都不过是一堆一触即碎的泡沫。遗憾的是，这类文本依然选入各种
重要的文化选本中，实在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展览。“当生命被生存的
利刃切割成碎片时，时间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就成了一种被嘲弄得体无
完肤的虚假神话。”于是，历史到了“新文人”的笔下，则被注入了
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核。他们首先看到的，不是血肉模糊的时间幻象，
不是纵横崎岖的历史地貌，而首先是人，是在历史的山路上踉跄前行
的各色人等，是它们的面貌、身躯和心灵。如同张敞在描摹吴三桂心
路历程大历史文化散文《无处收留》开头所写的：
把吴三桂从繁体字的杂乱掩埋下发掘出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当我的目光一层层刷去吴三桂躯体上的泥尘之后，当他的灵魂像兵马
俑一样艰难地从黄土中展现轮廓的时候，我的心便和他的灵魂一起痛
苦地痉挛了。这些考古家手中的珍物啊，当他们走过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们有着和我们异样、然而又能共通的悲欢。那欢乐，是千锤百炼后
的抵达和黑夜掩盖下放松；是曲曲折折的释放和矫柔造作的皈依。而
那痛苦，却是巨大张力下血淋淋的撕裂与麻木，是浓黑的夜的泪水。
这种泪水，可以毒杀任何一种生物，只要它是上帝所创造。
无论如何，陈迹已经腐败，又通过树的汲取，进入我们的躯体。
无论如何，这一派风景已经在历史上写下，能否观赏要看我们的悟性。
毫无疑问，张敞的悟性是好的。他的作品集《千年悖论》包含着
新历史主义散文的特征。他们的作品“或隐或显地闪现出颠覆原有主
流历史观念和官史文本的意旨，偏离了约定俗成的历史主导力量和主
流逻辑，津津乐道于个人家族的兴衰浮沉、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和帝
王将相的庸常情态，在把历史还原到日常语境的过程中，敞开被‘官
史’所遮蔽和封锁的历史图景，它把局部的个案作为切入历史纵深处
的入口，让人在窥斑见豹的具体而生动的感知中探察如烟世事的变幻
莫测和沧桑轮回。”（黄发有语）如弗兰克伦特契亚在《福柯的遗产：
一种新历史主义？》中所说：“全部的社会生活都在其最古怪、最细
微末节的层次上。”（转引自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页465，
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在他们眼中，历史不再是编年体的流水账，不
再是干瘪的学术名词的集合，不再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单向度的解说，
不再是当权者根据利益所需而进行的剪裁和虚构，而是根据人类内心
的可能而构筑起来的时间的流程，当然，由于写作主体生命经验的不
足，情感积累的仓促，这种描摹既可能单调重复，又可能过于自由发
挥，但它们毕竟摒除了泛政治化的苍白，而恢复了人的血色，使冷漠
的时间具有了人的温度。历史不会因此而更加模糊和缥缈，却会因此
而更加清晰和真实。他们以个体灵魂的真实性还原历史的真实性。水
是没有形状的，水的形状就是容器的形状，历史也是一样。张敞们写
作的意义在于他们表明了历史具有无数种可能性，但任何一种可能又
无不与“人”相连。
这里我不能不着重提一下张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青年。他是
在世纪之末最后一个冬日里，捧着一摞厚厚的文稿找到我的办公室的。
当然，中间亦有媒介，便是《鸭绿江》的副主编刘元举先生。他的作
品仿佛使我遭到棒喝，我看到的是一个成熟的历史叙述者。他的作品
使我一连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甚至几次通过电话，与友人分享阅读
的巨大快感。从作品的质量可以推知，他熟读经史，学养功底并不逊
于市面上流行的这个“家”或者那个“家”，关键是他有一套独特的
个人话语系统，在无边的时间中已经飘散净尽的历史经过他的情感的
整合，竟与庸常岁月里的世道人心打通，忽儿令人撕心裂肺，忽儿令
人心血澎湃，使得被时间的无形之锉磨损的灵魂重新获得应有的形状
和韧度。张敞的出现是对自命不凡的中国散文界的极大讽刺。这样足
以深入人心的历史叙述实在不应属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当然，
这样的叙述角度同样不会属于一个耄耋老者，它只属于这个时代，
《千年悖论》实际上是这个时代的作品，只不过正巧附着在张敞的身
上，是它刚好选择了张敞，而不是相反。
《无处收留》实在是一篇不应忽视的力作。《千年悖论》一书中，
我力荐读者阅读的，就是这篇三万余字的长文。所有的时代图景、政
治走向、纲常理念、沧桑恩怨，都被纳入“人”的主题之下。他突出
的是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同人性的冲突，凸显的是人在这种漩涡中的
核心焦虑：
一个无辜者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
常受到你所连属的社会粗暴而蛮横的威胁。一个人，常常会突然陷入
外部情势所造成的精神陷阱之中。比如，你所依附的王朝灭亡了，你
这个无辜的生命会面临尽忠还是求生的考验；比如，一个妇女的丈夫
死了，她面对的是苦苦守节还是忍辱再嫁的两难选择；再比如，一个
奉公守法的人，会在突然之间因为自己的亲戚犯罪而被株连入狱，虽
然自己和这个亲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
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
有第三条路可走。王朝板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
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
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
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
显然，在苍茫的历史中，他重视的并非时间的物理属性，而是人
的精神属性，是人们被裹携在时代洪流里的那点可怜的灵魂苦旅。至
于洪承畴或者吴三桂的生命结局，都是这种冲突的结果。结果早已在
史书中定型，在这里，最重要的已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本身。就像一
场球赛，结果已经为人所知，但仍有好事者回过头来去看比赛的过程，
看每一个人在每分每秒的姿态和选择究竟是如何推演出最后的大结局
的。这种对历史中的人性的悲悯，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悲悯；这种对已
逝事物的关怀，其实就是对未来的关怀。这种史笔，在中国以往的写
作中，是颇不多见的。
那一篇回肠荡气的《千年悖论》与其说是讲述科举史，实际上是
讲述为科举制而耗尽毕生生命和才情的士子们的心路历程，将那些被
体制（尽管是一种有一定科学性的体制）所残酷绞杀的死魂灵，陈列
于历史的停尸房里，那万劫不复的悲剧令人怵目惊心。通过他力透纸
背的文字，我们分明可以看见作者那焦灼的目光和慈悲的心。他不讲
体制的残忍，而是讲人们内心的麻木和盲从。如果没有万众的屈从，
再强硬的体制也是存在不下去的。“进入考场的人当中，百分之九十
八以上与成功无缘。在这样的比率下，一个读书人在他的一生中达到
自己目标的机会，像中彩一样偶然。从概率的角度说，一个人，当他
选择了书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选择了失败。”科举制在千余年的历
史长河中兴隆不衰，得之于它对于人性的成功的征服。一种制度的生
命力完全依靠对人的生命力的扼杀来维持，那些衰老之年仍蹒跚于赶
考路上的倔强的身影，在注明体制的胜利的同时，更注明了个人的宿
命与悲剧。
当世纪末的守望者依然恋恋不舍地停留在历史的麦田的时候，很
多人对逝去的时光、消殒的面容已经不再做太多的缅想，尽管那悠远
的时光的帏幕背后曾有过盛满诗意的目光，尽管功德碑和贞节坊的下
面压着一颗颗不安分的心，尽管死气沉沉的书房里潜藏过对后人的忠
告，尽管喑哑的声音想极力戳破神话的虚伪，尽管那些死去的人和活
着的人有着相同的经历、相同的痛苦和梦想……
（《千年悖论》，张敞著，祝勇主编“守望者文丛”之一，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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