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7-2 18:01
我国的工薪收入者以外，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也并不是“高收入”。公开的统计材料就能说明这一点。例如，2001年被认为是我国城市家庭收入“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的1 年。据宣布，全国的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按可比价格比2000年增长了8.5 ％，若城市家庭平均3.58口人，那么每月可支配收入是6860 元÷12＝571.67元，老天爷爷，人均竟只有区区 159.68 元！
所谓“可支配收入”，在统计上的“定义”是指：“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但是我发现，尽管都是国家公布的数据，但“可支配收入”和“全国工资总额”两项数据是对接不上的。
据网上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称，2002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元，同比增长7.5 ％，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9 ％。这个数据使我感到奇怪，如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1 年起码可以达到人均7008元，那么3.6-3.8 亿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总计就将为2.5-2.7 万亿元。实际上，全国的工资总额只可能有1.1-1.2 万亿元。所以，我疑心这里是否错将“户均”说成了“人均”，但再一算，仍然不对，如果按“户均”计算，那可支配收入总额将只有6900-7500 亿元，又太少了。总之，牛头有点对不上马嘴。我想，如果是随机取样的抽样调查，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7000元，那么城市人口收入在总量上就超出了“工资总额”约1 倍半。难道我国城市的普通居民的“灰色收入”有1.5 万亿元吗？只能用一句南方话说：天晓得！
这里可能还不包括富豪们的“黑色收入”。
我们再来估计一下老实巴交的中国劳动农民主体的收入。
据网上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2002年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594 元，比头年增长1 ％，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 ％。但在我看来，这个数字是否有点过大？照此计算，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全年就将近2400元，中国农村约有10亿多人口，那么全体农民的全年收入将超过2. 4万亿元，占了GDP 的1/4 。这有可能吗？
但是，仅据上面国家统计局的算法，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只及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1/3 。而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的比例来看，90年代以后，农民储蓄的比例逐年下降，约每5 年下降5 个百分点，据悉1999年只占23.7％。因此1999年10亿农民储蓄的总量约1.4 万亿元，人均存款只有 1400 多块钱。但即使这么点钱，我也很怀疑到底是否真有。近两年到底还会增加多少？银行部门和统计局应当能算出来，只是没有公布。从这些数据看来，我认为，全国劳动农民不大可能1 年花掉2.4 万亿元。据统计，在农村，年收入在“平均收入”之上的人仅占20％左右，近80％的农民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他们的生活肯定比较困难。
因此，全国劳动农民的消费力，可能比城市的消费总量还要略差些。
让我们再从宏观上看看“居民储蓄”吧。
自从改革以来，直到1999年时，除了1995年以外，从来没有“居民储蓄增加额”超过了“工资总额”的时候。但即使这样，也显得事情有些不对头，因为“储蓄增加额”相当高，几乎可以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 ％。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还多出44亿元。这已经是很奇特了，但更奇特的事情还在后面。
当我知道了今年5 月末居民储蓄“突破8 万亿元”的消息时，又看到“定期储蓄”从2001年末的26.3％猛涨至2002年5 月的56.1％。我就感到，这是全社会腐败加速的明确信号。我写了文章，企图说明这个问题。我国从2001年9 月至2002年5 月，仅只3 个季度，居民储蓄就提高了1 万亿元，从7 万亿元达到8 万亿元。这就是说，若是4 个季度的时间，居民储蓄将达到1.25万亿元的增长。我认为，1.25万亿元这个数字非同小可，因为我们不是西方国家，我国的“工资总额”在GDP 中比例甚小，只有11-12 ％，近90％的钱不明去向。如前所述，1999年的全国“工资总额”仅有0.98万亿元；2000年也只有1.06万亿元！2001年的材料至今尚不清楚。但清楚的是：目前巨额“新增储蓄额”将会大大超出“工资总额”！1995年不过超出了44亿元。今年可好！起码将会超过1000亿元了。
但后来的事实，又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据报刊兴奋宣布的消息，国内居民储蓄总额至9 月末已经高达8.45万亿元！这就是说，从去年 9月末的7 万亿元到今年9 月末，1 年之间，居民储蓄总额居然狂涨了1.45万亿元！比我原来预计的还要高出2000亿元，我看，“新增居民储蓄”将超出“工资总额”高达3000亿元了！这原因不说自明，就因为巨量“来源不明”的钱拥入了“居民储蓄”，才会造成这种景象，所以，腐败在加速，而且在急剧加速……
特别是2002年，中国富人追求腐败的厉害度，实在是非同一般。
这里有两个问题很清楚：
（1 ）工资总额是劳动者们的活命之水，不可能都进入居民储蓄。按照目前经济学家们夸张的计算，就算恩格尔系数已达到50％左右，中国已取得了伟大成就，那也表明，中国工薪老百姓起码还需要5000亿元用于吃饭，农民的吃饭问题也还需要一个大数目。由于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巨大，我们先说城市，即3.6亿城市人口每人平均每月吃饭要用掉109-115 元钱，从日常生活经验看，似乎差不多。另外，每人每月还要约用120 元钱用来买衣服鞋帽、市内交通、孩子上学、老人生病、房租（或购房）、买日用品等。够不够？这样一来，似乎把那些没有“腐败”气味的“工资总额”就用得差不多了。
城镇普通居民1 年里到底能存款多少？普通农民1 年里到底能存款多少？以我以前的估计，全国老百姓每年增加长期存款（无论活期定期）能有个2000亿元（城乡各1000亿元）、即总收入的1/10也就不错了。但我们目前1 年增加的储蓄总额竟高达14500 亿元，比我想象的多出14 -15倍来。这就是说，现今银行中90％以上的新增储蓄额，特别是定期储蓄，并非来自工薪一族，起码不是来自该族的工资收入部分。
（2 ）既然新增居民储蓄的主要部分不是来自“工资总额”，那么，目前这凭空掉下来的1.3 万亿元以上的新增储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只有1 个，腐败。
在我看来，腐败的金钱有几个流向：一是流向国外，一是流向豪华的洋房、汽车、还有出国旅游、吃喝嫖赌等，再就是大量进入了“居民储蓄”。为什么呢？让我们来分别看看。
中国大量的腐败黑钱正涌流向国外，美国、澳洲、东南亚无所不有。据报刊材料，我国1997 -1999年以“携款潜逃”为标志的资本外逃为520-530 亿美元，那么，2000-2002 年被腐败分子“席卷而去”的钱又有多少呢？假设按照“居民储蓄”的那种增长速度，起码应当达到600- 800亿美元了，也就是6000亿左右的人民币。当2001年普通人民的人均月收入仅只有780 元时，可以气死全国人民的是，数千个或万余腐败分子竟然能把几千亿元搞到国外去！这里边是否也有国家机关或人员的失职问题？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人因此“引咎辞职”，而只见人们不断地在易地做官，歌功颂德。
我看，中国黑钱大量外逃的规模，应当引起国人的重视了。
所以，居民储蓄的狂涨，并不表明“整个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为什么居民储蓄既不向消费分流，又不向投资转化，少数人收入的腐败性就是深层次上的原因。对此，经济学家们通常是不加考虑的，或者他们不屑于讲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有人说，可能因为有的经济学家自己就是百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的缘故。
既然每年有一万几千亿元的钱进入居民储蓄、而且又来路不明，是不是应当查一查呢？检查来路不明的钱是否国家的职责？我看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那些大户的钱。否则，国家的各种银行岂不是成了“洗钱”的大块肥皂了。如果实在不愿意查，那就会令人疑窦丛生。人们过去指责瑞士的银行制度包庇坏人，为其洗钱，但若是国内的银行也可以允许居民存起大笔的钱而不问其来源，那中国的银行岂不变成世界最大的“洗钱”场所了？那么，国内的贪官也就变成名副其实的“制度的产物”了。
在国内，由于各商业银行从来不问存户巨款的来源，不需要任何鉴定或监管，而且曾经长期有“中国特色”地不采取储蓄实名制，所以，20年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理想的洗钱场所。经济学者们也很配合，他们将存钱称为“隐私”，似乎谁要过问，就会破坏市场经济！谁就是“红眼病”！那就成了不得了的罪过，似乎比洗钱的“罪”还要大。所以，不管那些人是从如“北京西客站”这样大大小小的建设工程中、九江防洪堤那样一些“豆腐渣”工程中、还是挪用私分叁峡移民款，还是从各式各样的行贿受贿大量弄到黑钱，他们就都会毫无顾忌地将钱存到银行，以后再用来投资、买房、购车、嫖赌……。因此，在中国，黑钱、白钱和黄钱，都一概自由地流来流去，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这种对“暴富者”的娇纵，如此大量地泛滥，在西方法制国家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让我们再从宏观上大致估计一下中国的“腐败量”。
腐败，简言之，就是“非法收入”。那么。首先来看中国的“合法收入”究竟有多少。按我的理解，中国的“合法收入”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 、工资总额；
2 、农民的农牧渔副等业的劳动收入；
3 、自由职业者的合法经营收入；
4 、私营业主的那部分合法的所谓“红利”；
5 、稿费、专利费等“知识产权”收入；
6 、少量灰色收入，如少量合理的“劳务费”；
7 、居民正当收入的存款利息。
除上述各项“收入”以外的各种“收入”，是否都是“腐败”，还可以探讨。
但可以确定为“腐败”的是：
1 、贪污、行贿受贿、公款私分、权钱交易的“回扣”“好处费”等形式得来的钱款；
2 、刑事犯罪，如抢劫盗窃、高技术犯罪、各种诈骗等得来的钱款；
3 、妓女所获得的钱款；
4 、非法摊派、非法集资；
5 、大部分“灰色收入”；
6 、用于权势者享受、大吃大喝、公费旅游、公费出国游乐的公款，也是腐败之一部分。
分析的困难是，我们很难得到上述各种“收入”的确切数据，所以，对全社会“腐败量”的计算，就会有很多困难。例如全国官员贪污收入的“总量”到底有多少？就很难计算出来，国家统计局也没有公布过类似统计。而上述第6 项的钱款，在“官员腐败”的现象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还不能计入“贪污总量”。
所以，腐败，除了可以并应当“量化”为有权者们的“贪污总计”，给人们一个数量概念，还表现为一种社会丑恶行为不断扩张的趋势。例如单位用公款给“领导人”买昂贵的商品房、或高级的专用设备，也不是廉洁，而是一种腐败。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即“有权者”并不一定就是单位领导人，掌握这各种权利的人，即使是医院收款员，手持罚款本的警察，都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自己谋利。这已经是非常可悲的一种深入民族骨髓的腐败。
所以，“爱国”可以，但千万不要爱屋及乌，不要同时也爱上我们国家的腐败。
要估摸国内腐败的“总量”，首先可以看看“不腐败”的那部分共有多少。除“工资总额”和劳动农民的农牧副渔业收入这两个大头外，其他的很难查到国家的有关统计数据。例如文字工作者的“稿费总量”究竟有多少？但大概不会很多。自由职业者的收入总量是否有统计？也很难说。税后的“存款利息”本来应是合法收入，但若是“款”本身就是贪污所得，那么“存款利息”也就很难被认为全都是清白的。何况多次降息后，这部分钱的总量也不会太大，我估计每年也就在1000亿元上下。至于私企业主的“红利”，就和存款利息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地称其为“合法收入”，若是该业主在“原始积累”时就是靠“黑钱”或贿赂起家，那么其“红利”也是不合法的。在中国，肯定有大量私企业主与腐败官员的权势勾结的现象，应予查处。至于腐败私企的“量”有多少，像我这样的普通研究人员更是无法查清的，必须由“有关部门”来查处。有人在报上曾开玩笑说，“有关部门”就是除了在文件中再难找到的单位。但是，若要真的查清并击倒腐败，还必须让“有关单位”浮出水面，而且须在制度上使“有关单位”充满廉洁官员，才有可能最后获得成功。
我国以“工资总额”和劳动农民的劳动收入为主体的、全没有腐败味道的正当合法收入，我估计，现今1 年里其总量应当在2.2-2.3 万亿元上下。农村人口虽然约为城市人口的3 倍，但是正当的、没有腐败气味的农民收入，也应大致在每年1 万亿元上下。剩下的，是否全是“腐败”？还可以研究探讨。但依我看，城市里带有点腐败味道的居民收入应在每年1.2-1.3 万亿元左右。也就是说，有腐败气味的“城乡居民收入”总量当也在2.2 万亿元左右，另外用于腐败“支出”的公款，还有一个广大的数目。依我看，没有腐败、或腐败气味不太多的钱款，在 G 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 中约占1/3左右，它则供养着占人口总数约1 ％的富人无忧无虑地吃喝玩乐、狂嫖滥赌。
这种估算是否合理？还有另一个佐证。据公布，我国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了3. 76 万亿元。若是工资总额1.1-1.2 万亿元，农民的劳动收入1万亿元，两项相加为2.2 万亿元，就是说90％以上的人们的清白收入，可以占到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 可不是GDP!) 的近60％。假若全国自由职业者的合法收入和消费还有10％的话，也就是说，起码有30％规模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不清白”或“不怎么清白”的收入买掉了的。该数量可以估为1.1-1.2 万亿元。此外，全国富翁婆们购买高级住宅和高档汽车应当还有一个大的款数，若人均花100 万元，就是13- 15万亿元，但它们不是1 年之内就花掉的，可以暂不考虑。很明显，上述1 年间的全国腐败收入，若是再加上“居民储蓄”中“非工资劳动收入”的那个部分，也正巧是在2.2-2.4 万亿元规模。
这种估算是否准确，并不重要。但是否有理，却很要紧。我国在宏观经济上出现了这么多令人惶惑不解的地方，出现了腐败的某种大趋势，实在使得广大人民很难放心。
在我国，80年代的“腐败”现象曾经引起人民普遍不满，但90年代后又大进了一步，我认为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贿赂公行”。行贿受贿都上了一个台阶，深入到了各行各业和各个角落，大大小小的权都和钱联系了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自己能多获得钱、多多享受而奋斗，并已经毫无顾忌。这令人想起了一千叁百多年前的往事，贞观叁年，也就是公元 629年，李世民曾指责他父亲时代的第一高位的权臣裴寂：“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可见李渊做皇帝的“武德”年间，也有流行“贿赂公行”的劣迹。李渊不懂得治国的真谛。而由于李世民厉精图治，虚心求谏，议定法律，任用廉吏，竟然在短短几年里，就使得隋末大乱的形势变为“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安定的社会生活画面。可惜的是，在中国两千余年的黑沉沉的皇权制度下，这个仅有23年的“贞观之治”只是闪现出一线光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时代能达到“贞观”的水平。由此可见，皇权政治的效率实在太低了。
我想，一个公然腐败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所谓“可支配收入”，在统计上的“定义”是指：“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但是我发现，尽管都是国家公布的数据，但“可支配收入”和“全国工资总额”两项数据是对接不上的。
据网上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称，2002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2元，同比增长7.5 ％，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9 ％。这个数据使我感到奇怪，如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1 年起码可以达到人均7008元，那么3.6-3.8 亿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总计就将为2.5-2.7 万亿元。实际上，全国的工资总额只可能有1.1-1.2 万亿元。所以，我疑心这里是否错将“户均”说成了“人均”，但再一算，仍然不对，如果按“户均”计算，那可支配收入总额将只有6900-7500 亿元，又太少了。总之，牛头有点对不上马嘴。我想，如果是随机取样的抽样调查，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7000元，那么城市人口收入在总量上就超出了“工资总额”约1 倍半。难道我国城市的普通居民的“灰色收入”有1.5 万亿元吗？只能用一句南方话说：天晓得！
这里可能还不包括富豪们的“黑色收入”。
我们再来估计一下老实巴交的中国劳动农民主体的收入。
据网上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2002年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594 元，比头年增长1 ％，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 ％。但在我看来，这个数字是否有点过大？照此计算，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全年就将近2400元，中国农村约有10亿多人口，那么全体农民的全年收入将超过2. 4万亿元，占了GDP 的1/4 。这有可能吗？
但是，仅据上面国家统计局的算法，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只及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1/3 。而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的比例来看，90年代以后，农民储蓄的比例逐年下降，约每5 年下降5 个百分点，据悉1999年只占23.7％。因此1999年10亿农民储蓄的总量约1.4 万亿元，人均存款只有 1400 多块钱。但即使这么点钱，我也很怀疑到底是否真有。近两年到底还会增加多少？银行部门和统计局应当能算出来，只是没有公布。从这些数据看来，我认为，全国劳动农民不大可能1 年花掉2.4 万亿元。据统计，在农村，年收入在“平均收入”之上的人仅占20％左右，近80％的农民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他们的生活肯定比较困难。
因此，全国劳动农民的消费力，可能比城市的消费总量还要略差些。
让我们再从宏观上看看“居民储蓄”吧。
自从改革以来，直到1999年时，除了1995年以外，从来没有“居民储蓄增加额”超过了“工资总额”的时候。但即使这样，也显得事情有些不对头，因为“储蓄增加额”相当高，几乎可以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 ％。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还多出44亿元。这已经是很奇特了，但更奇特的事情还在后面。
当我知道了今年5 月末居民储蓄“突破8 万亿元”的消息时，又看到“定期储蓄”从2001年末的26.3％猛涨至2002年5 月的56.1％。我就感到，这是全社会腐败加速的明确信号。我写了文章，企图说明这个问题。我国从2001年9 月至2002年5 月，仅只3 个季度，居民储蓄就提高了1 万亿元，从7 万亿元达到8 万亿元。这就是说，若是4 个季度的时间，居民储蓄将达到1.25万亿元的增长。我认为，1.25万亿元这个数字非同小可，因为我们不是西方国家，我国的“工资总额”在GDP 中比例甚小，只有11-12 ％，近90％的钱不明去向。如前所述，1999年的全国“工资总额”仅有0.98万亿元；2000年也只有1.06万亿元！2001年的材料至今尚不清楚。但清楚的是：目前巨额“新增储蓄额”将会大大超出“工资总额”！1995年不过超出了44亿元。今年可好！起码将会超过1000亿元了。
但后来的事实，又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据报刊兴奋宣布的消息，国内居民储蓄总额至9 月末已经高达8.45万亿元！这就是说，从去年 9月末的7 万亿元到今年9 月末，1 年之间，居民储蓄总额居然狂涨了1.45万亿元！比我原来预计的还要高出2000亿元，我看，“新增居民储蓄”将超出“工资总额”高达3000亿元了！这原因不说自明，就因为巨量“来源不明”的钱拥入了“居民储蓄”，才会造成这种景象，所以，腐败在加速，而且在急剧加速……
特别是2002年，中国富人追求腐败的厉害度，实在是非同一般。
这里有两个问题很清楚：
（1 ）工资总额是劳动者们的活命之水，不可能都进入居民储蓄。按照目前经济学家们夸张的计算，就算恩格尔系数已达到50％左右，中国已取得了伟大成就，那也表明，中国工薪老百姓起码还需要5000亿元用于吃饭，农民的吃饭问题也还需要一个大数目。由于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巨大，我们先说城市，即3.6亿城市人口每人平均每月吃饭要用掉109-115 元钱，从日常生活经验看，似乎差不多。另外，每人每月还要约用120 元钱用来买衣服鞋帽、市内交通、孩子上学、老人生病、房租（或购房）、买日用品等。够不够？这样一来，似乎把那些没有“腐败”气味的“工资总额”就用得差不多了。
城镇普通居民1 年里到底能存款多少？普通农民1 年里到底能存款多少？以我以前的估计，全国老百姓每年增加长期存款（无论活期定期）能有个2000亿元（城乡各1000亿元）、即总收入的1/10也就不错了。但我们目前1 年增加的储蓄总额竟高达14500 亿元，比我想象的多出14 -15倍来。这就是说，现今银行中90％以上的新增储蓄额，特别是定期储蓄，并非来自工薪一族，起码不是来自该族的工资收入部分。
（2 ）既然新增居民储蓄的主要部分不是来自“工资总额”，那么，目前这凭空掉下来的1.3 万亿元以上的新增储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只有1 个，腐败。
在我看来，腐败的金钱有几个流向：一是流向国外，一是流向豪华的洋房、汽车、还有出国旅游、吃喝嫖赌等，再就是大量进入了“居民储蓄”。为什么呢？让我们来分别看看。
中国大量的腐败黑钱正涌流向国外，美国、澳洲、东南亚无所不有。据报刊材料，我国1997 -1999年以“携款潜逃”为标志的资本外逃为520-530 亿美元，那么，2000-2002 年被腐败分子“席卷而去”的钱又有多少呢？假设按照“居民储蓄”的那种增长速度，起码应当达到600- 800亿美元了，也就是6000亿左右的人民币。当2001年普通人民的人均月收入仅只有780 元时，可以气死全国人民的是，数千个或万余腐败分子竟然能把几千亿元搞到国外去！这里边是否也有国家机关或人员的失职问题？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人因此“引咎辞职”，而只见人们不断地在易地做官，歌功颂德。
我看，中国黑钱大量外逃的规模，应当引起国人的重视了。
所以，居民储蓄的狂涨，并不表明“整个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为什么居民储蓄既不向消费分流，又不向投资转化，少数人收入的腐败性就是深层次上的原因。对此，经济学家们通常是不加考虑的，或者他们不屑于讲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有人说，可能因为有的经济学家自己就是百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的缘故。
既然每年有一万几千亿元的钱进入居民储蓄、而且又来路不明，是不是应当查一查呢？检查来路不明的钱是否国家的职责？我看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那些大户的钱。否则，国家的各种银行岂不是成了“洗钱”的大块肥皂了。如果实在不愿意查，那就会令人疑窦丛生。人们过去指责瑞士的银行制度包庇坏人，为其洗钱，但若是国内的银行也可以允许居民存起大笔的钱而不问其来源，那中国的银行岂不变成世界最大的“洗钱”场所了？那么，国内的贪官也就变成名副其实的“制度的产物”了。
在国内，由于各商业银行从来不问存户巨款的来源，不需要任何鉴定或监管，而且曾经长期有“中国特色”地不采取储蓄实名制，所以，20年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理想的洗钱场所。经济学者们也很配合，他们将存钱称为“隐私”，似乎谁要过问，就会破坏市场经济！谁就是“红眼病”！那就成了不得了的罪过，似乎比洗钱的“罪”还要大。所以，不管那些人是从如“北京西客站”这样大大小小的建设工程中、九江防洪堤那样一些“豆腐渣”工程中、还是挪用私分叁峡移民款，还是从各式各样的行贿受贿大量弄到黑钱，他们就都会毫无顾忌地将钱存到银行，以后再用来投资、买房、购车、嫖赌……。因此，在中国，黑钱、白钱和黄钱，都一概自由地流来流去，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这种对“暴富者”的娇纵，如此大量地泛滥，在西方法制国家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让我们再从宏观上大致估计一下中国的“腐败量”。
腐败，简言之，就是“非法收入”。那么。首先来看中国的“合法收入”究竟有多少。按我的理解，中国的“合法收入”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 、工资总额；
2 、农民的农牧渔副等业的劳动收入；
3 、自由职业者的合法经营收入；
4 、私营业主的那部分合法的所谓“红利”；
5 、稿费、专利费等“知识产权”收入；
6 、少量灰色收入，如少量合理的“劳务费”；
7 、居民正当收入的存款利息。
除上述各项“收入”以外的各种“收入”，是否都是“腐败”，还可以探讨。
但可以确定为“腐败”的是：
1 、贪污、行贿受贿、公款私分、权钱交易的“回扣”“好处费”等形式得来的钱款；
2 、刑事犯罪，如抢劫盗窃、高技术犯罪、各种诈骗等得来的钱款；
3 、妓女所获得的钱款；
4 、非法摊派、非法集资；
5 、大部分“灰色收入”；
6 、用于权势者享受、大吃大喝、公费旅游、公费出国游乐的公款，也是腐败之一部分。
分析的困难是，我们很难得到上述各种“收入”的确切数据，所以，对全社会“腐败量”的计算，就会有很多困难。例如全国官员贪污收入的“总量”到底有多少？就很难计算出来，国家统计局也没有公布过类似统计。而上述第6 项的钱款，在“官员腐败”的现象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还不能计入“贪污总量”。
所以，腐败，除了可以并应当“量化”为有权者们的“贪污总计”，给人们一个数量概念，还表现为一种社会丑恶行为不断扩张的趋势。例如单位用公款给“领导人”买昂贵的商品房、或高级的专用设备，也不是廉洁，而是一种腐败。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即“有权者”并不一定就是单位领导人，掌握这各种权利的人，即使是医院收款员，手持罚款本的警察，都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自己谋利。这已经是非常可悲的一种深入民族骨髓的腐败。
所以，“爱国”可以，但千万不要爱屋及乌，不要同时也爱上我们国家的腐败。
要估摸国内腐败的“总量”，首先可以看看“不腐败”的那部分共有多少。除“工资总额”和劳动农民的农牧副渔业收入这两个大头外，其他的很难查到国家的有关统计数据。例如文字工作者的“稿费总量”究竟有多少？但大概不会很多。自由职业者的收入总量是否有统计？也很难说。税后的“存款利息”本来应是合法收入，但若是“款”本身就是贪污所得，那么“存款利息”也就很难被认为全都是清白的。何况多次降息后，这部分钱的总量也不会太大，我估计每年也就在1000亿元上下。至于私企业主的“红利”，就和存款利息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地称其为“合法收入”，若是该业主在“原始积累”时就是靠“黑钱”或贿赂起家，那么其“红利”也是不合法的。在中国，肯定有大量私企业主与腐败官员的权势勾结的现象，应予查处。至于腐败私企的“量”有多少，像我这样的普通研究人员更是无法查清的，必须由“有关部门”来查处。有人在报上曾开玩笑说，“有关部门”就是除了在文件中再难找到的单位。但是，若要真的查清并击倒腐败，还必须让“有关单位”浮出水面，而且须在制度上使“有关单位”充满廉洁官员，才有可能最后获得成功。
我国以“工资总额”和劳动农民的劳动收入为主体的、全没有腐败味道的正当合法收入，我估计，现今1 年里其总量应当在2.2-2.3 万亿元上下。农村人口虽然约为城市人口的3 倍，但是正当的、没有腐败气味的农民收入，也应大致在每年1 万亿元上下。剩下的，是否全是“腐败”？还可以研究探讨。但依我看，城市里带有点腐败味道的居民收入应在每年1.2-1.3 万亿元左右。也就是说，有腐败气味的“城乡居民收入”总量当也在2.2 万亿元左右，另外用于腐败“支出”的公款，还有一个广大的数目。依我看，没有腐败、或腐败气味不太多的钱款，在 G 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 中约占1/3左右，它则供养着占人口总数约1 ％的富人无忧无虑地吃喝玩乐、狂嫖滥赌。
这种估算是否合理？还有另一个佐证。据公布，我国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了3. 76 万亿元。若是工资总额1.1-1.2 万亿元，农民的劳动收入1万亿元，两项相加为2.2 万亿元，就是说90％以上的人们的清白收入，可以占到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 可不是GDP!) 的近60％。假若全国自由职业者的合法收入和消费还有10％的话，也就是说，起码有30％规模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不清白”或“不怎么清白”的收入买掉了的。该数量可以估为1.1-1.2 万亿元。此外，全国富翁婆们购买高级住宅和高档汽车应当还有一个大的款数，若人均花100 万元，就是13- 15万亿元，但它们不是1 年之内就花掉的，可以暂不考虑。很明显，上述1 年间的全国腐败收入，若是再加上“居民储蓄”中“非工资劳动收入”的那个部分，也正巧是在2.2-2.4 万亿元规模。
这种估算是否准确，并不重要。但是否有理，却很要紧。我国在宏观经济上出现了这么多令人惶惑不解的地方，出现了腐败的某种大趋势，实在使得广大人民很难放心。
在我国，80年代的“腐败”现象曾经引起人民普遍不满，但90年代后又大进了一步，我认为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贿赂公行”。行贿受贿都上了一个台阶，深入到了各行各业和各个角落，大大小小的权都和钱联系了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自己能多获得钱、多多享受而奋斗，并已经毫无顾忌。这令人想起了一千叁百多年前的往事，贞观叁年，也就是公元 629年，李世民曾指责他父亲时代的第一高位的权臣裴寂：“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可见李渊做皇帝的“武德”年间，也有流行“贿赂公行”的劣迹。李渊不懂得治国的真谛。而由于李世民厉精图治，虚心求谏，议定法律，任用廉吏，竟然在短短几年里，就使得隋末大乱的形势变为“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安定的社会生活画面。可惜的是，在中国两千余年的黑沉沉的皇权制度下，这个仅有23年的“贞观之治”只是闪现出一线光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时代能达到“贞观”的水平。由此可见，皇权政治的效率实在太低了。
我想，一个公然腐败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学会忘记 学会一个人
沉浸在黑暗深渊之中
六对翅膀撑起了太多的失落
![[图片: 15.jpg]](http://www.evangelion.cn/image%20depot/REI/15.jpg)
沉浸在黑暗深渊之中
六对翅膀撑起了太多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