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

[bloum]

把吴三桂从繁体字的杂乱掩埋下发掘出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当我的目光一层层刷去吴三桂躯体上的泥尘之后，当他的灵魂象兵马俑一样艰难地从黄土中展现轮廓的时刻，我的心便和他的灵魂一起痛苦地痉挛了。这些考古家手中的珍物啊，当他们走过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有着和我们异样、然而又能共通的悲欢，那欢乐，是千锤百炼后的抵达和黑夜掩盖下的放松；是曲曲折折的释放和矫揉造作的皈依。而那痛苦，却是巨大张力下的血淋淋的撕裂与麻木，是浓黑的夜的泪水。这种泪水，可以毒杀任何一种生物，只要它是上帝所创造。无论如何，陈迹已经腐*败,又通过树的汲取，进入我们的躯体；无论如何，这一派风景已经在历史上写下，能否观赏要看我们的悟性。
一
公元一六*四二年，明崇祯十五年,吴三桂三十二岁。这是一生中最挺拔亮丽的年华。就在这一年，他第一次面对了从未经历的精神重压。这年三月,明朝和满*州之间的最后一次关键性战役——松锦之战。尘埃落定。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土崩瓦解，锦州陷落，洪承畴被俘。大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宁锦防线终于被撕破。宁远，成了大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最后一座堡垒。三十二岁的吴三桂继洪承畴之后统率辽东兵马，成了宁远城的最高军事长官，成了明帝国风头最劲的将领，也第一次成了明清两朝大角斗中的焦点人物。崇祯皇帝和皇太极的目光分别从北京和盛京投过来，聚焦在他身上。来自东西两边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关系的压力和吸力揉撕着他。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国和家园。那里正处在分崩离析前夜的紧张慌乱之中，幸亏山海关那高大厚实的城墙把饥民的呻吟和叛军的呐喊声严严地挡住，让他享受片刻清静。而东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荡而蛮荒的辽东平原上，尖声嚎叫着的满*州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汹涌地涌来,冲刷得宁远城摇摇欲坠。越来越多的人投向满*州,象洪水浸泡下不断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吴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将。这座宁远城原本是他们把守。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那个志在恢复中原的东晋英雄。他们在辽东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并且相继栽培和提拔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及吴三桂本人。不过，现在，他们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们写来亲笔信,替满*州人劝降。这些信件娓娓说明在饥荒和寇贼的侵蚀下，大明朝千疮百孔，气数已尽，识时务者为俊杰。随信而来的，还有皇太极的敕书，那上面写明,满*州人许诺给吴三桂的官职远比崇祯皇帝给的高。可是，官职再高，毕竟是满*州人的。“投降”这个词，即使是在吴三桂脑海里转一下,也火辣辣的烫得他的神经不舒服。他吴三桂，怎么能和叛变投降联系在一起呢？自视颇高的他无法接纳这个肮脏的字眼。天朝和异族，从来是两个相互消解的世界。从你的敌人那里得到的越多，标志着你丧失的越多满*州人给他的地位再显赫,也无法抵偿投降使他付出的他的人格代价和名誉损失。如果那样，他将日夜承受社会舆论造成的心灵重压。
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漶漫而无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过三百五十年的时空，在关东这片土地上（那时候，这片土地上到处覆盖着不修边幅的森林和无边无际的野草。人类只是在这野蛮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蚀出几小块难看的疤痕，作为城市和屯田。整个情景就像皮肤病初起时的征状），放眼四望，所见到的世界却是清晰、坚固、完整的。那是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们心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来有源去有迹，结构严谨，雄伟壮丽，一目了然。这个世界由儒家的伦理纲常所支撑，几千年来不断有智者为其修补加固，使其成为一处绝好的精神家园。每个人一出生就已被规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个灵魂都可以在这个宏大坚固的庇护下安全而慵懒地憩息。这些灵魂都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刀剑相逼，不会另寻他路。在这个世界里，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你的生命是祖先的恩赐，它附属于父母和家族。所以，一个人生存的目的，乃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业，延续家族的血统，使之不致断绝。这种责任重于个人的生命利益。这种思维大而广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族，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展。皇帝就是全社会的家长，他因上天的授权而享有至高无上的宗主权，普天之下的一切都被标上皇家的产权，阳光雨露都是皇家的恩典。恩命、恩旨、恩诏、恩赐、恩赏、恩赦、恩准、恩科、恩除、恩俸，皇帝的一举一动皆是施恩。普天下的人，都是皇恩的承受者，都有尽忠效命的责任。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必须基于两条基本准则，那就是对皇帝的“忠”和对家长的“孝”。这是协调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宝，如果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把这两种品质充分发扬光大，一切社会问题都迎刃而解。所以，治理天下的要诀即是充分培养鼓励人们的忠孝品质。一个朝代如果覆亡，那么，做为本朝恩典的主要享受者的社会上层成员（包括官员和士人）就有义务为他的恩主尽忠殉国（这是光荣的选择），至少也应归隐山林，不再为新王朝服务（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忠”和“孝”已经脱离道德规范和范畴，而上升到价值本体的层面。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价值，即在于用自己的行动去注解忠孝仁义这些天理，否则你的存在不仅毫无价值，甚至不如禽兽。所以，叛徒、投降者、贰臣，他们背叛的不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个世界。他们注定要被世界所抛弃。
吴三桂似乎比别人更有理由效忠于大明朝。风华正茂的青年将领吴三桂是大明王朝野闻名的孝子良臣。他甚至可称得上这个世界的道德楷模。这起因于一件意外事件。
那是天启年末的事。那一年吴三桂刚刚十八岁，还是个半大孩子，正在舅舅祖大寿的指导下学习武艺，父亲吴襄是祖大寿手下的一个总兵官。那一日吴襄带领五百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在辽西荒凉的白山黑水间例行每天的公事。不过，这一次事出偶然，在城外几十里处，吴襄和皇太极率领的四万满*州兵遭遇。吴襄急忙撤退,但是在锦州城几里之外还是被如狼似虎的满*州兵团团包围.吴襄带领这五百人左冲右突，无济于事，全军覆没看来是唯一可能的结果。
祖大寿闻讯带着外甥吴三桂登上城楼观战。两人都心急如焚，吴三桂一遍遍催促舅舅发兵救援。可是锦州城里只有三千守兵，坚守尚且不足，何谈出城救援。无奈之下，祖大寿只好硬起心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我无法确知十七岁的少年吴三桂的心理感受，无法确知他的举动是出于父子情深还是少年人的热血冲动）总之，在祖大寿未加注意的情况下，少年吴三桂带领二十几名家丁驰出城门，杀入了四万满*州人的重围之中。
皇太极此时想诱明军出战，但是这二十多人的队伍却大出他的意料,这个精明雄武的满*州首领不知道明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少年吴三桂此时把生死置之度外，凭着一股血气带领着二十多名家丁，居然如入无人之境，杀到父亲身边,把吴襄从目瞪口呆的满*州兵中带了出来。皇太极怀疑明军有诈，下令兵丁不要追杀，听任吴三桂父子逸去。
这个传奇性的遭遇给吴三桂带来的是一生受用不尽的声誉资本。在文恬武嬉的大明王朝，这个十几岁的孩子的孝勇之举立刻遍闻天下。连皇太极也对这个后生赞不绝口，称他为“好汉子”，并不无遗憾地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在以德治天下的社会，对人的道德自觉非常重视，把它做为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础，每一例出于人性自然的道德行为立刻会被社会舆论纳入伦理纲常系统大加褒扬，为了鼓励人们的这种行为，社会为此建立了相应的赏罚机制：德行能直接换取官阶和禄位。根据这种思维方式，父子人伦，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从一个人对父母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对他人对国家的态度。“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就成了当然的逻辑。当吴三桂带着一身血水汗水杀回锦州城之后，祖大寿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
之后，吴三桂高中武举，再之后，仕途一路坦荡，年仅二十八岁时，就做到了镇守一方的宁远总兵，成为青年将领中的翘楚。在仕途的攀升过程中，他比谁都更深切地感受到道德资源对一个人社会成就的巨大推动作用。他十分珍重自己忠臣孝子的社会形象，他习惯性于围绕这个形象设计自己的行动。他在父母面前恭谨体贴，他在朋友圈里轻财好士，他在百万军中英勇无双，他知道社会对他的角色期待，也尽心尽力地完善自己的社会角色。年仅三十二岁，他即已被破格提拨为辽东提督，总领关外军事，社会对他的回馈不可谓不厚。大明朝对他确实高恩厚德。
二
大明朝就象一辆沿着下坡奔向悬崖的马车，所有的势能都指向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这些势能是此前的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它的最后一任驭手崇祯皇帝竭尽心力的努力看起来更象一个苍白的手势，于事无补。相反，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垂死挣扎，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大明朝的问题不在于遍地的水灾、旱灾、蝗灾，不在于四处蜂起的盗贼，也不在于几位奸臣或昏君。这些只是表象。在这一切的背后，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精神支柱已经腐烂了。历史上没有那个朝代象明代那样重视名教纲常。半文盲皇帝朱元璋本质上是一个精明的、讲究实用的农民。他在马背上夺取了天下，又以他那典型的农民式灵感发明了八股文，发明了大诰，发明了皇明祖训。他的努力指向一个方向：把天下人的头脑装进儒教纲常的保险箱，让社会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教条之下永远平稳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