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

[bloum]

崇祯四年，皇太极在一次战役中俘获了祖大寿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他赐给他们房屋土地，并以此为诱饵招降祖大寿。祖大寿不为所动。
崇祯五年，皇太极围祖大寿于大凌河城。三个月后，城中粮竭，祖大寿和皇太极订下城下之盟，率队出降。皇太极大喜过望，厚赏祖大寿，为了表示对祖大寿的充分信任，命祖大寿为前导，带兵攻取锦州。不料在锦州城下，祖大寿甩开大队人马逃入城中。皇太极彻底被祖大寿耍了一把。但这个满*州首领的胸襟,气度和精明亦借此机会表现出来。他“命达海传谕慰诸降将，大寿诸子孙赐宅以居，厚抚之.”
七年之后，皇太极又一次俘获祖大寿。这一次，祖大寿自度不免一死，皇太极却依然不屈不挠地争取他。出于对明朝的失望，对子孙前途的考虑，还有对这位满*州首领人格力量的屈从,这一次，祖大寿低头了。皇太极明白他的成功不仅仅是招降了祖大寿，更重要的是，他用这一举动在汉人将领中建立了信任。他知道他的付出将会得到巨大的回报。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后来越来越多的汉人的归降，满*州人夺取天下将是一个虚妄的梦幻。洪承畴刚刚被俘的时候，也曾经一门心思尽节殉国，在满人的监狱里蓬头赤脚，日夜大骂，只求速死。可是皇太极一点也不生气，供给洪承畴精衣美食，细心照顾，不断派人去劝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他亲自到监狱中去看望，看到洪衣服单薄，解下自己的貂裘大氅给他披上，并且问道：“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当即“乃叩头请降。”洪承畴不是腐儒，满清和朱明之间的上下优劣明眼人一目了然。在和满*州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亲身感受到了这个民*族大有前途，必将取朱明而代之。而使他最后下了投降决心的，还是这个满*州统治者不可抵御的个人魅力。
五
吴三桂简直不能相信洪承畴会投降。而相信之后，他却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洪承畴是在朝衮衮诸公中吴三桂真心敬重的人物之一。在吴三桂眼里，这样的人并不多。对于读书人，吴三桂的心理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对这些人嘴里那些深奥的道理敬畏有加，另一方面，这些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人办起事来却往往让他诧异不已。这些人办正事迂腐天真，可是捞起钱来门槛比谁都精，钻营起来脸皮比谁都厚。遇到树名邀誉的机会争先恐后，到了拿章程做决断的时候却言不及义，纷纷推诿。满朝大员，率多此类，吴三桂以为，国家就是在这些人手里败坏了。不过，洪承畴和他们不一样。这位大帅外表也一样的文弱，可眼神中却有股通透沉静之气。那是胸中有城府有见识有块垒有操持的沉静。这位文章学问名满京师的学士并不是那种只能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他放下毛笔跨上战马，就把关陕以西的那些气势汹汹无人能挡的农民军打得气焰顿消，把大名鼎鼎的李自成打得只剩下十八骑败走商洛。
吴三桂觉得书上的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读书人就应该是这样，内圣外王，下马能文，上马能武，这才是受了圣人之教，得了圣人之道。对这样的人，吴三桂从心底里佩服，他们才是天地正气之所钟，国家希望之所在，虽然满朝昏昏，但只要有几个这样的大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明朝就有希望，老朱家的气数就不会尽。吴三桂还清楚地记得洪承畴初次出关时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在接风宴上，洪承畴纵谈关外的守战之势，分析明决，切中要害。就是那一次，洪承畴提出了在关外打持久战的构想，这个想法得到了关外将领的一致拥护。大家都觉这个大帅和以往那些只会夸夸其谈的大员明显不同。饮酒微酣，洪承畴谈起关内的形势和皇上的宵旰图治，忧君爱国之情溢于言表，说着说着，竟至于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吴三桂从洪承畴身上首次体验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格力量。他觉得这个人的层次和他们武人不可同日而语，武人的忠义只是血气之勇，而洪大帅则是出自胸中的圣道天理。
松锦陷落之后，人父都做好了悲痛的准备，等待着他殉国的消息传来。毫无疑问，又一个崇高的身影将走进祭坛，作孔孟之言的悲壮殉葬，和岳飞、苏武、文天祥们一起享受后代的崇敬眼光。也许还会有《正气歌》之类的作品留下来，成为千古名篇。崇祯皇帝甚至已经在北京为洪承畴立了祠堂，设了祭坛。可洪承畴居然就投降了。这位道德文章的光辉代表转眼就成了丑恶的叛徒，一夜之间就从高耸入云的道德殿堂坠入精神地狱。这个角色转换也实在太迅速了，实在叫人难以适应。
吴三桂怎么样也难以把洪大帅在舞台的大白脸或者小丑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舞台上的叛徒都是这种形象，难道洪大帅后世上了舞台也是这样一副打扮吗？看来满腹的孔孟之书还是敌不过蝼蚁皆有的求生本能。还有舅舅祖大寿，吴三桂和他情同父子，这个曾经威名凛凛后来又身败名裂的将军其实就是一个既慈祥又威严的老头。这个老头曾为大明江山出过死力,也曾大义凛然在生死之际多次拒绝满*州人的利诱。只是最后一次，身家性命和儿孙前途使他作了另一种选择。他能把这个慈祥的老头和戏台上的白脸联系在一起吗？他只是觉得舅舅太可怜了，满*州人太可恶了,他们不是痛痛快快地给阶下囚一个死，而是反反复复猫玩老鼠似的用那些残酷的诱惑来折磨他。本来，这老头也是条血性汉子，可是，谁教他生在明清之间这个不祥的战场之上呢？这一次选择就扼杀了自己的精神生命，以往所有的功绩、忠贞全都被泯灭。他在社会舆论的交响中被剥去一切尊严。大忠大奸大善大恶，竟然是一念之间判然分野。做人难啊！
一个无辜者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竟然不是自我所能左右，而是常常受到你所连属的社会粗暴而蛮横的威胁。一个人，常常会突然陷入外部情势所造成的精神陷井之中。比如，你所依附的王朝灭亡了，你这个无辜的生命会面临尽忠还是求生的考验；比如，一个妇女的丈夫死了，她面对了是苦苦守节还是忍辱再嫁的两难选择；再比如，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会在突然之间因为自己的亲戚犯罪而被株连入狱，虽然自己和这个亲戚可能根本不通音信。
在苛刻的道德伦理标准之下，一个人很容易被推入冰炭相激的两极选择之中，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同样强烈的撕扯，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王朝版荡，你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选择做贰臣，不成君子只能成为小人，不成为天使就只能狠狠心做魔鬼，不进入圣祠就只能跪在历史的耻辱柱前。这里，只有道德教条的严酷压力，没有为现实人性的软弱和不完美预留一点弹性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甚至是最简单最轻松的选择。而活下来，却需要勇气。你必须承受社会舆论和内心负罪感的双重挑战，这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萎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清史中关于祖大寿降清之后六年之内的事迹记载仅廖廖几十字：“明年，世祖定鼎京师，大寿从入关。子泽赙在明官左都督，至是亦降。十三年，大寿卒。”这枯燥平淡的几十字从一个侧面，明确传递出祖大寿生命中最后六年生活的压抑、灰暗：那是一种苟活。《明史.危素传》记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元朝末年的礼部尚书危素，在元朝覆亡之后，曾投井自杀,却被救出。虽然他是个汉人,可是从一而终的原则却高于民*族分野。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朱元璋此时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举动使自己也使危素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境地。他因为欣赏危素的忠义而把他救了上来，却使危素陷入了不忠的窘境。他出于利用危素的品质而信任他，却使自己成了鼓励贰臣的人主。在危素尽心尽力地为他服务了一段时间之后，朱元璋突然省悟到了这一点，当然，他是不会错的，那么只能是危素错了。于是这个危素在他眼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起来。有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屏风后闲坐，危素从门口进来，足声橐橐。朱元璋问：“来人是谁？”危素答到：“老臣危素。”朱元璋对危素泰然自若的语气十分反感，冷冷地说：“老臣危素，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不久，朱元璋举行朝会，廷臣牵来元朝宫廷驯养的一头大象来表演节目。不料这头大象可能是到了新环境不太适应，死活不肯表演，让满朝文武大为尴尬。朱元璋一怒之下，命人把这头大象杀了。可是事后一想，却认为大象是忠于故主，应该褒扬，遂命令予以厚葬。然后，他又让人做了块牌子，上面写上“危不如象”四个字，挂在危素身上，来奚落这个不幸的老头。不久，朱元璋找了个借口，把危素流放到了边远地方，让他在屈辱中郁郁而死。
我不知道吴三桂是否读过《明史.危素传》，但是，对于投降之后的精神代价，他必然比我们认识得深刻痛切。吴三桂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六
崇祯十七年，大明朝终于要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丧失殆尽，吴三桂手下的三万关宁铁骑成了最后一张王牌。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在德政殿召集大臣，正式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这其实是饮鸠止渴的一步棋，吴三桂入关，就意味着撤去了满*州人面前最后一道屏障:大明朝用吴三桂挡住了前胸，同时也把后背裸露给了敌人。面对这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大明朝的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典型地表现了它的低效性。先是，在皇帝焦急的注视下，满朝的文武大员面面相觑，因为怕承担责任，谁都不敢发言。后来，还是内阁首辅、大学士陈寅打破沉默，老丞相毕竟阅历深厚老谋深算，他首先慷慨激昂地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同时又认为调兵势在必行。老丞相慷慨激昂了半天，却等于什么也没说，可是满朝文武却大受启发，纷纷按这个调子发言，结果调兵之议一议再议，迁延了一月有余仍然没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