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5-12 22:29
肩并肩， 牙还牙
谈谈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西德朋友有时会有一些可笑的念头。 他们喜欢表现出过分的热情，有时还有点奇怪，特别热衷于掩饰代沟。他们喜欢展示自己的友好姿态，并在宾客满堂的家庭聚会上充分显露这点。他们还乐意让他们的世界与父母的世界相遇，而对我们来说，这是毫无联系的两个世界。
他们的父母是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 当他们同自己的男友或女友吵了架，或者考试不及格， 就会立即打电话告诉自己的父母，在电话里哭上几声，当天夜里就会冲动地登上火车。沮丧和毫无希望的他们只想回家。 到了家，父母们会好几天设法使他们振作起来。他们几乎不离沙发半寸，最多也就是在森林里散上半个小时的步，一直到他们完全健康，才又回到大学，归回大城市的生活。在那种时刻，正如他们所说，母亲是他们最好的谈话伙伴。她有过各种各样的经历，完全能对他们的生活提出成熟的建议。就是在清晨三点半，只要孩子需要，她也会随叫随到。父亲似乎是把挣钱视为了副业，因为孩子搬家时，是他给拉行李，同出租房屋中介商谈话的是父亲，拼装书架或照料孩子税收事宜的也是父亲。
要是我们住在霍耶斯威尔德、施威林或魏玛的父母，宣布要来看我们时， 我们的西德朋友准会说，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一机会，同你们的父母一起去看戏或吃饭，这样，可以促进相互间的了解，并可以交换经验。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来自当年民主德国的孩子们，应该停止装出一付可怜相，似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亲属。
我们确实很喜欢我们的这些西德朋友， 但从一开始，他们的一些做法就让我们烦心，例如，他们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要拉上自己的父母，与父母一起去自己喜爱的咖啡馆，带他们去参观大学的大教室和食堂，同母亲手拉手地去逛跳蚤市场。 现在，他们又建议我们也要做这些蠢事。我们真是无言可答。我们非常清楚，这么做不会有好结果。 我们的父母与他们的父母不一样。
当然，我们也会和父母一起去看戏或去吃饭，但肯定没有外人在场。 我们在父母面前隐瞒我们真实的生活，因为这一生活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们无法给我们提什么建议，清晨四点，我们宁可给别人打电话，而不是他们。
在90年代，我们曾同西德朋友的父母们打过一些交道。 我们常常谈论起与他们接触的体会，说得很多。我的女友杰妮同她的西德男友尤纳旦相处了一段时间，当她开始津津有味地谈起男友父母的那辆沃尔沃车时，我多少有点嫉妒。她总要一百次地重复她说过的话，似乎不这么做，我就无法了解她的感受：她觉的那辆车实在太细腻了。她总是边说边点起一枝烟，然后向我展示，她是- 如果尤纳旦的父母来看儿子时，允许她有时一个人开这辆车- 如何打开自动控制， 然后把旁边的窗户摇下来，把手肘伸出窗户悬在外面。这时，她觉得自己酷弊了，当然，嘴角还叼着一枝香烟。 此外，她一定要让我知道的是，这辆车挂的是汉堡的牌子。
然后她又说， 晚饭的程序永远是老一套：在有点过分热烈的常时间问候后，马上就聊起了通常的话题: 尤纳旦的父母称赞道，自从上次他们来以后，东部变得漂亮多了，简直可以说是脱颖而出。在高速公路上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街道旁的大坑和小吃店都消失了。 他们甚至还能记起来，他们上一次来看孩子时这里的模样。当时，每个角落都弥漫着褐煤的臭味，双缸的汽车使本来就很脏的空气又增添了新污染，在这里也根本找不到一家象样的意大利餐厅，与今天无法相比。尤纳旦的父亲高兴地说道，所有的变化实在是太好了， 他叹了一口气，补充道，为此多从腰包里掏点钱也值当。来自东部的杰妮非常清楚，这候，两位长辈想看到她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她的背比平常挺得更直，脸上露出自豪的表情，并向尤纳旦的父亲报之以新德国式的微笑。
然后，是尤纳旦的母亲唱主角，她谈起东部的戏剧，谈起曼弗里德。克路格（演员）, 库尔特。马苏尔（指挥）, 王子乐队, 一直谈到新时代带来的机会，她认为，现在即使在东部，人人也都是自己幸福的缔造者了，关键是要抓住时机。听到这里，杰妮就预感到，她男友的父母接着就会邀请她去作客，但在此以前，她还必须告诉他们，她和她的东部朋友们是否已经利用了大好机会，是否已经烧毁了他们的少先队员领巾，是否已经有所作为。 她正准备开始讲述自己这几年的变化，男友的父母就已经挺直了腰板，以一种爱国主义的神情望着她。 突然，他们两个人看上去是那么自豪，似乎如果不掩饰这种感受，这种感受就会越来越强烈，杰妮周围的人一下子变得是如此幸福。
相反，同我们的东部父母在一起，我们始终有那么一点不幸福。 我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在同西部的朋友和东部父母一起的夜间聚会时，对某一件事表现出自豪感来，当然也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聚会。杰妮自己也非常清楚，她的父母在桌旁自言自语时，都会说些什么。她知道，他们独白的那一刻，不会有节日的气氛。 他们一开始总是先下一个总的结论：许多事情已经变得好多了，西德和东德是无法相比的。 自由终于到了，不管怎么说，四十年来，他们最盼望的莫过于去巴黎和意大利渡假了。
他们说，现在，他们终于实现了他们的梦想，而且还在村旁盖了一所房子。 不过，他们多少也是靠运气：一个熟人是搞卫生用品批发的， 所以他们的浴室装备和洗衣房的地砖都是按批发价付的款。盖房子时，他们付出了很多劳动，把许多周末都搭进去了。 最近，邻居们也都搬进了新居，居民区的路铺上了沥青，挂上了路牌。
他们特别感到高兴的是，一个露天矿的大坑终于填满了水，变成了一个小湖。 只需要走5分钟的路就到了湖边。 他们说，真的，没什么可抱怨的，脸上泛起了微笑。
在静默了一会后，杰妮的父亲又开始轻轻地说，不过， 他的妻子过去给书画插图，有固定的收入， 但现在有好几年没有人找她画插图，她也找不到别的工作。 他拿起啤酒杯，似乎是为了给自己鼓点劲，他喝了一口，把杯子放回桌上时，使的劲有点过大- 如果尤纳旦在场，他一定会有这种感觉。 而杰妮知道，这是父亲要开始骂人的信号。
他说，对年轻人来说，现在确实非常好，他从自己的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到这点。现在孩子们可以去世界各地上学，他和妻子也去过伦敦，看到过那里的校园和大教室。他们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孩子能利用新的机会，有所出息。 但这不是他们的时代：而西部的人从来就没有明白这一点。 他每说到这里，杰妮就会想象，此刻，她的父母会把自己的身子朝尤纳旦坐的方向倾斜。 他父亲接着又说，老实说，如果1989年的秋天，有人向他们预言了今天的结果，他们不知道自己在那些星期一的晚上是否会留在家里，因为为了今天，他们是不会上街参加游行的。
此刻，我们受过良好教育的西部朋友也许会考虑，应如何应付这一局面，他们多半会选择进攻的策略。他们会说，必须要有理解，最好是提出观点、回答和说明等等。 但我们更了解我们的东部父母，我们知道，他们不需要进行询问或作出解释。 我们经历这样的谈话已经许多次了，往往一开始是风平浪静，结尾就是咒骂新时代，或至少是为过去辩护。 这就是我们父母的生活， 他们不需要什么解释，再说解释又不能帮他们找到工作。
鉴于这个原因，家里的谈话有以下几个规则，这些规则是我们不可以破坏的：当父母自言自语时不能插话，不能提出怀疑，不能提出反问。进行讨论会使我们的父母生气。不仅是因为，他们认为， 我们这些羽毛未丰的孩子只是要证明，我们已经变得是那么西德化，我们已经非常理解现在的制度。 不，我们的父母认为，在这样的时刻更必须表现出，正如他们所说，他们已经看透了今天的状况。他们会不加停顿地给我们介绍失业的情况、人情的淡漠、议会的腐败、东德糟糕的景况以及他们称之为联邦德国人的情况。 我们简直听不下去。
在他们看来，比起父母，孩子懂得东西肯定要少。所以，我们也不告诉他们，我们曾经经历过、而他们却不曾经历过的东西。 杰妮没有告诉她的父母，她已经和尤纳旦父母吃过饭。如果她有一门考试没有通过，她也不会告诉父母。她不会向他们解释，在事务所工作要比参加大学的听课更重要，不会对他们解释，今天不需要22岁结婚，24岁大学毕业。我们的父母不知道，我们的房租实际有多高，我们化了多少搬家费，当然也不会告诉他们，我们之所以选举民主社会主义党，是因为我们喜欢屈西罢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上次去意大利度假化了多少钱。我们就是这样在他们面前隐瞒我们的生活。
两德统一使我们成为了重新起步和上进的孩子，突然间，我们的出处消失了，从各个方面。我们都听到了我们应该向哪方面发展的教导。我们的目光只注视前方，而从不往后看。在一心一意注视目标的同时，我们努力地要尽快忘却我们的根，使自己变得具有可塑性、具有适应能力，还有就是要少一些特征。我们都是这么行事的，不管我们的父母是画家、装修暖气的工人，是照相师、牙医、教师或牧师。 我们都是失败者的孩子，那些获胜者嘲笑我们的父母，称他们为无产者，身上还带有极权主义的味道，并且是惧怕工作的懒人。我们不打算继续这样下去。
有关东部的真相，我们也只能自言自语地对自己说。 我们不向父母承认，我们讨厌新五州的幼稚和丑陋，我们也讨厌，德累斯顿和莱比锡这两个城市自以为是的样子。库尔特。比登阔普是不穿衣服的皇帝， 舍勒默牧师太积极了， 安格拉。美克尔令人无法接受。斯脱尔普牧师令人怀疑，而在一张照片上，我们简直就认不出来谁是卡尔斯顿。施瓦尼茨。
当我们在新布兰登堡大街上被小孩骂成是必须被赶回家的母猪时，或在东海边看到玛格德堡的光头党在搭帐篷的广场上摆出自己的架势时，这些都证实了媒体对我们的描绘。那些老男人在商店里训斥我们，非要我们提一个购货筐， 他们的妻子指责我们为什么把车停在通往洗衣房的单行道上。当我们在人行道上骑车时， 我们知道，随时都会出现一个手里晃动着一根木棒的退休者，他挡住我们的去路，而我们在紧急刹车时，身子会弹出去越过车把。 东部常常只是我们想象中的地方，但这个地方作为西德的对立面再适合不过了。 但我们的父母对此一无所知。 同他们进行谈话也无法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既是东部又是西部的孩子。 我们的父母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统一后的普通日子。 在家里，他们说的都是东德的那一套，如果我们提出，我们已经放弃这一套了，他们就会说，我们应该重新学会这一套。 他们还说， 东部的人不会让他们的后代放弃责任，对此我们无言可答。
当然，尤纳旦是不会理解我们的沉默的， 所以有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他会朝杰妮弯下身子，轻声地问道， 她是否能同她的父母就选什么课程进行建设性的谈话。 杰妮会惊恐地抬起目光，头脑中闪电式的扫过一个念头：她是否应该告诉他，她无法肯定，她的父母是否知道她上那门专业。然后，她的目光又扫了扫男友的脸，就避开了这个话题。
在这种情况下，尤纳旦肯定会对杰妮和我大谈典型的代沟冲突、谈起时代的变化、谈到要作自我牺牲，或者对我们说，每个人早晚要经历脱离家庭的时刻。 当他从省里来到大城市时，就经历过这种变化。 当他夸夸其谈时，杰妮无法肯定，他是否真的理解我们的意思。此外，有一种感觉还会让她生气，即在这种时候，尤纳旦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她，似乎他第一次发现，她来自当年的东德，并在考虑， 她是否也同她的父母一样。
然后，我就会想象，尤纳旦在他的西部省城的家里是如何进行建设性讨论的。 我在思绪中把“建设性”这几个字抻得很长很长，似乎是把这几个字放在两个伸开的手指尖当中。 当然，晚上，全家人在餐桌旁首先要解开的谜是：特拉茨克的问题：谁是哪个人？ 然后才开始吃饭。接着就会谈论起第三世界的问题、联邦议院最近通过的预算决议，然后民主地商量， 周末谁应开车去村里，到农民那里买生牛奶做的奶酪，因为家里已经没有了。我的脑海里总盘旋着“代沟冲突”这几个字，在西部，一听见这几个字，人们马上会想到1968年。 可我们的情况正相反：对我们来说，从来就没有过反叛一说。 相反：我们几乎是唯一不会做伤害父母事情的人。我们的父母已经是失败者，生活在一代人的抑郁中，而我们是幸运者，仅仅因为晚生了几年，就躲过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们不想用脚再去踢那些躺倒在地下的人。两德统一的历史已经彻底摧毁了我们父母的幻想和自我认识。他们已经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可以再被剥夺的东西了。
我们应如何做，才能使别人相信我们的保证，即如果是我们，当年就不会受秘密警察的诱惑，如果是我们，就不会去加入社会统一党，而是会散发传单、出版地下刊物和提出出国申请呢？ 可在我们还没有必须回答这些问题以前，我们的民主德国就已经结束了。
这以后，我们是在联邦德国渡过了生命的一半，当然就无法回答下面这个问题： 如果什么也没有发生的话，情况会如何呢？ 正因为如此，我们又怎能对我们父母的生活下一个定论呢？在很久以前，我们就同我们的父母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我们同他们的距离在最近几年已经拉得很大，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今后几年，这一距离会变得更大。 我们共同的历史在柏林墙倒塌那一天就结束了。 当我们的父母担心自己会失去工作时， 我们在寻找合适的高级中学， 在中学里要背诵联邦议会席位的分配规定，我们还要背诵国歌的歌词和1953年6月17日事件的始末。 当他们离婚时，我们正在考虑，我们是否现在就作为交换学生去美国学习一年呢，还是等到上了大学再说。 当他们在咒骂他们来自西部的上司时， 我们在大教室里，同来自吕贝克的弗里德里希和来自英格城的尤利亚搂抱在一起。 我们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共同点。他们几乎从来不谈他们的生活， 而我们就更只字不提我们的生活了。 他们的经验看起来毫无用处，起码对我们没有用，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他们。
我们中只有很少的人会同父母和来自西部的朋友们一起去看戏或吃饭，我们同父母的连接纽带实在是太脆弱了。 我们仅能理解他们，怀有某些感动和相当多的同情。我们不攻击我们的父母。 我们不向他们提出有关历史罪责或类似的问题。 我们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我们为我们的父母辩护，我们从没有不站在他们这边，一直到最后一刻我们也不会动摇，就好象是在支援一个小弟弟。
我们的东部家庭聚会也不总是没有外人。 过去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借口，就可以把所有的人都邀请到家里， 今天只是在过大寿、金婚纪念日或进行成人仪式时才能聚一聚。我还记得，在我的童年时代，一直到深夜，还有许多人在那里吃喝，没有人会在10点的时候离去。 这时，美食店买来的白酒刚刚拿到桌上， 来自布拉格的第十袋膨化花生刚刚倒在水晶碗里。母亲们喝的是EDEL 牌的摩卡咖啡，罗森塔的KADARKA牌甜红葡萄酒 或小红帽牌香摈。 我们孩子们喝的是倒在纸杯里的蛋黄酒，里面有巧克力，我们把嘴唇在杯子里不停地添着。 然后，一个父亲激动地站了起来，准备发言，似乎他是一个小小革命运动的带头人，他高声地咒骂当时的情况，咒骂共产党把他们以及这个国家搞得一团糟。 当这个革命小头头的妻子担心地望着他，把食指放在嘴边时， 我们这些孩子们都知道， 现在是该仔细听他说话的时候了。
实际上，谁都知道他要说什么， 说话的人不需要设法说服在座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与他看法一致：在西部一切都要更好些，如果东部的人也有西部的条件，早就不一样了，关键是他们无法决定一切。 最后，另一个父亲要讲昂纳克和戈尔巴乔夫的笑话。我们的舌头在蛋黄酒里搅着，又想认真地听这些笑话，因为我们要把这些笑话保留在记忆里，起码保留到星期一上午的大休息。也许，我们能成功地在“猜一猜”这个电视节目中，战胜别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过这个西部节目。可还没听到笑话，大人们就用满是白酒味的嘴亲吻我们，和我们道过晚安后，让我们上床。
今天，当我们去看望我们的父母时，老有这么一点感觉，就好象我们是把他们从养老院里接出来，因为他们离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遥远。 就好象，我们是领他们去散一会儿步先和他们去咖啡馆吃冰激凌，他们熟悉那里的招待， 然后到傍晚再把他们送回养老院。对我们来说，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早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渴望自己能完全独立并挣钱的那一天。 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父母认为，以此就可以衡量我们进入新时代的程度，这也是他们的原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我们看到很快就要退休的他们还要像30岁的人那样， 为了每月的开销去挣钱时，我们感到心痛。 他们被生活往后抛了20年。 当我们看到他们陷入困境时， 我们感到心烦：他们就象是滚轮里的仓鼠，没有人告诉他们，可以自己决定轮子转的速度，他们充满恐惧地等待着，担心轮子会突然停下来，然后就不会有使轮子重新转动的力量，所以他们就不停地跑啊跑啊。 当来自西部的朋友们告诉我们，他们的母亲害怕坐速度很快的火车去看他们，而宁可坐长途汽车时，我们会笑起来。 我们的父母刚刚买了一台计算机，他们认为，现在在家中也必须上网。他们每周学两次英语，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但他们坚信， 今天需要英语。 每当我们想到这里， 我们就会对那边的静止状态有一种深深的渴望，而我们并不来自那边。我们渴望这种没有时间流失的状态和单调，这种状态和单调看起来淹没和遮盖了那里的一切，一直到在下面看不到断裂或不平的东西。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父母非常劳累，而且对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多少还有点老化。 他们是另一个时代留下来的人，那个时代刚刚结束，从那个时代留下来的只有卡门。内泊（女主持人）, 红绿灯上的小绿人, 北豪森地区出的白酒, 普劳瑙的花边和民主社会主义党.。面对我们的父母，我们有一种优越感，我们比他们更了解世事，难道有人会因此而责备我们吗？
所以我们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要获得成功。 我们想挣钱，并要向所有的人展示， 我们已经学会并能运用西部的规则。 如果我们在今后10年拼命地努力，并获得一个正经的工作， 我们的父母就会觉得自己有权利说，西部和东部并没有搞糟所有的事情。 但如果我们失败的话， 对他们来说，又多了一个证据，那就是不能相信这一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如果没有关系，就会一事无成。但就是这样的想法我们也只能暗藏在心底。
谈谈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西德朋友有时会有一些可笑的念头。 他们喜欢表现出过分的热情，有时还有点奇怪，特别热衷于掩饰代沟。他们喜欢展示自己的友好姿态，并在宾客满堂的家庭聚会上充分显露这点。他们还乐意让他们的世界与父母的世界相遇，而对我们来说，这是毫无联系的两个世界。
他们的父母是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 当他们同自己的男友或女友吵了架，或者考试不及格， 就会立即打电话告诉自己的父母，在电话里哭上几声，当天夜里就会冲动地登上火车。沮丧和毫无希望的他们只想回家。 到了家，父母们会好几天设法使他们振作起来。他们几乎不离沙发半寸，最多也就是在森林里散上半个小时的步，一直到他们完全健康，才又回到大学，归回大城市的生活。在那种时刻，正如他们所说，母亲是他们最好的谈话伙伴。她有过各种各样的经历，完全能对他们的生活提出成熟的建议。就是在清晨三点半，只要孩子需要，她也会随叫随到。父亲似乎是把挣钱视为了副业，因为孩子搬家时，是他给拉行李，同出租房屋中介商谈话的是父亲，拼装书架或照料孩子税收事宜的也是父亲。
要是我们住在霍耶斯威尔德、施威林或魏玛的父母，宣布要来看我们时， 我们的西德朋友准会说，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一机会，同你们的父母一起去看戏或吃饭，这样，可以促进相互间的了解，并可以交换经验。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来自当年民主德国的孩子们，应该停止装出一付可怜相，似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亲属。
我们确实很喜欢我们的这些西德朋友， 但从一开始，他们的一些做法就让我们烦心，例如，他们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要拉上自己的父母，与父母一起去自己喜爱的咖啡馆，带他们去参观大学的大教室和食堂，同母亲手拉手地去逛跳蚤市场。 现在，他们又建议我们也要做这些蠢事。我们真是无言可答。我们非常清楚，这么做不会有好结果。 我们的父母与他们的父母不一样。
当然，我们也会和父母一起去看戏或去吃饭，但肯定没有外人在场。 我们在父母面前隐瞒我们真实的生活，因为这一生活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们无法给我们提什么建议，清晨四点，我们宁可给别人打电话，而不是他们。
在90年代，我们曾同西德朋友的父母们打过一些交道。 我们常常谈论起与他们接触的体会，说得很多。我的女友杰妮同她的西德男友尤纳旦相处了一段时间，当她开始津津有味地谈起男友父母的那辆沃尔沃车时，我多少有点嫉妒。她总要一百次地重复她说过的话，似乎不这么做，我就无法了解她的感受：她觉的那辆车实在太细腻了。她总是边说边点起一枝烟，然后向我展示，她是- 如果尤纳旦的父母来看儿子时，允许她有时一个人开这辆车- 如何打开自动控制， 然后把旁边的窗户摇下来，把手肘伸出窗户悬在外面。这时，她觉得自己酷弊了，当然，嘴角还叼着一枝香烟。 此外，她一定要让我知道的是，这辆车挂的是汉堡的牌子。
然后她又说， 晚饭的程序永远是老一套：在有点过分热烈的常时间问候后，马上就聊起了通常的话题: 尤纳旦的父母称赞道，自从上次他们来以后，东部变得漂亮多了，简直可以说是脱颖而出。在高速公路上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街道旁的大坑和小吃店都消失了。 他们甚至还能记起来，他们上一次来看孩子时这里的模样。当时，每个角落都弥漫着褐煤的臭味，双缸的汽车使本来就很脏的空气又增添了新污染，在这里也根本找不到一家象样的意大利餐厅，与今天无法相比。尤纳旦的父亲高兴地说道，所有的变化实在是太好了， 他叹了一口气，补充道，为此多从腰包里掏点钱也值当。来自东部的杰妮非常清楚，这候，两位长辈想看到她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她的背比平常挺得更直，脸上露出自豪的表情，并向尤纳旦的父亲报之以新德国式的微笑。
然后，是尤纳旦的母亲唱主角，她谈起东部的戏剧，谈起曼弗里德。克路格（演员）, 库尔特。马苏尔（指挥）, 王子乐队, 一直谈到新时代带来的机会，她认为，现在即使在东部，人人也都是自己幸福的缔造者了，关键是要抓住时机。听到这里，杰妮就预感到，她男友的父母接着就会邀请她去作客，但在此以前，她还必须告诉他们，她和她的东部朋友们是否已经利用了大好机会，是否已经烧毁了他们的少先队员领巾，是否已经有所作为。 她正准备开始讲述自己这几年的变化，男友的父母就已经挺直了腰板，以一种爱国主义的神情望着她。 突然，他们两个人看上去是那么自豪，似乎如果不掩饰这种感受，这种感受就会越来越强烈，杰妮周围的人一下子变得是如此幸福。
相反，同我们的东部父母在一起，我们始终有那么一点不幸福。 我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在同西部的朋友和东部父母一起的夜间聚会时，对某一件事表现出自豪感来，当然也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聚会。杰妮自己也非常清楚，她的父母在桌旁自言自语时，都会说些什么。她知道，他们独白的那一刻，不会有节日的气氛。 他们一开始总是先下一个总的结论：许多事情已经变得好多了，西德和东德是无法相比的。 自由终于到了，不管怎么说，四十年来，他们最盼望的莫过于去巴黎和意大利渡假了。
他们说，现在，他们终于实现了他们的梦想，而且还在村旁盖了一所房子。 不过，他们多少也是靠运气：一个熟人是搞卫生用品批发的， 所以他们的浴室装备和洗衣房的地砖都是按批发价付的款。盖房子时，他们付出了很多劳动，把许多周末都搭进去了。 最近，邻居们也都搬进了新居，居民区的路铺上了沥青，挂上了路牌。
他们特别感到高兴的是，一个露天矿的大坑终于填满了水，变成了一个小湖。 只需要走5分钟的路就到了湖边。 他们说，真的，没什么可抱怨的，脸上泛起了微笑。
在静默了一会后，杰妮的父亲又开始轻轻地说，不过， 他的妻子过去给书画插图，有固定的收入， 但现在有好几年没有人找她画插图，她也找不到别的工作。 他拿起啤酒杯，似乎是为了给自己鼓点劲，他喝了一口，把杯子放回桌上时，使的劲有点过大- 如果尤纳旦在场，他一定会有这种感觉。 而杰妮知道，这是父亲要开始骂人的信号。
他说，对年轻人来说，现在确实非常好，他从自己的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到这点。现在孩子们可以去世界各地上学，他和妻子也去过伦敦，看到过那里的校园和大教室。他们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孩子能利用新的机会，有所出息。 但这不是他们的时代：而西部的人从来就没有明白这一点。 他每说到这里，杰妮就会想象，此刻，她的父母会把自己的身子朝尤纳旦坐的方向倾斜。 他父亲接着又说，老实说，如果1989年的秋天，有人向他们预言了今天的结果，他们不知道自己在那些星期一的晚上是否会留在家里，因为为了今天，他们是不会上街参加游行的。
此刻，我们受过良好教育的西部朋友也许会考虑，应如何应付这一局面，他们多半会选择进攻的策略。他们会说，必须要有理解，最好是提出观点、回答和说明等等。 但我们更了解我们的东部父母，我们知道，他们不需要进行询问或作出解释。 我们经历这样的谈话已经许多次了，往往一开始是风平浪静，结尾就是咒骂新时代，或至少是为过去辩护。 这就是我们父母的生活， 他们不需要什么解释，再说解释又不能帮他们找到工作。
鉴于这个原因，家里的谈话有以下几个规则，这些规则是我们不可以破坏的：当父母自言自语时不能插话，不能提出怀疑，不能提出反问。进行讨论会使我们的父母生气。不仅是因为，他们认为， 我们这些羽毛未丰的孩子只是要证明，我们已经变得是那么西德化，我们已经非常理解现在的制度。 不，我们的父母认为，在这样的时刻更必须表现出，正如他们所说，他们已经看透了今天的状况。他们会不加停顿地给我们介绍失业的情况、人情的淡漠、议会的腐败、东德糟糕的景况以及他们称之为联邦德国人的情况。 我们简直听不下去。
在他们看来，比起父母，孩子懂得东西肯定要少。所以，我们也不告诉他们，我们曾经经历过、而他们却不曾经历过的东西。 杰妮没有告诉她的父母，她已经和尤纳旦父母吃过饭。如果她有一门考试没有通过，她也不会告诉父母。她不会向他们解释，在事务所工作要比参加大学的听课更重要，不会对他们解释，今天不需要22岁结婚，24岁大学毕业。我们的父母不知道，我们的房租实际有多高，我们化了多少搬家费，当然也不会告诉他们，我们之所以选举民主社会主义党，是因为我们喜欢屈西罢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上次去意大利度假化了多少钱。我们就是这样在他们面前隐瞒我们的生活。
两德统一使我们成为了重新起步和上进的孩子，突然间，我们的出处消失了，从各个方面。我们都听到了我们应该向哪方面发展的教导。我们的目光只注视前方，而从不往后看。在一心一意注视目标的同时，我们努力地要尽快忘却我们的根，使自己变得具有可塑性、具有适应能力，还有就是要少一些特征。我们都是这么行事的，不管我们的父母是画家、装修暖气的工人，是照相师、牙医、教师或牧师。 我们都是失败者的孩子，那些获胜者嘲笑我们的父母，称他们为无产者，身上还带有极权主义的味道，并且是惧怕工作的懒人。我们不打算继续这样下去。
有关东部的真相，我们也只能自言自语地对自己说。 我们不向父母承认，我们讨厌新五州的幼稚和丑陋，我们也讨厌，德累斯顿和莱比锡这两个城市自以为是的样子。库尔特。比登阔普是不穿衣服的皇帝， 舍勒默牧师太积极了， 安格拉。美克尔令人无法接受。斯脱尔普牧师令人怀疑，而在一张照片上，我们简直就认不出来谁是卡尔斯顿。施瓦尼茨。
当我们在新布兰登堡大街上被小孩骂成是必须被赶回家的母猪时，或在东海边看到玛格德堡的光头党在搭帐篷的广场上摆出自己的架势时，这些都证实了媒体对我们的描绘。那些老男人在商店里训斥我们，非要我们提一个购货筐， 他们的妻子指责我们为什么把车停在通往洗衣房的单行道上。当我们在人行道上骑车时， 我们知道，随时都会出现一个手里晃动着一根木棒的退休者，他挡住我们的去路，而我们在紧急刹车时，身子会弹出去越过车把。 东部常常只是我们想象中的地方，但这个地方作为西德的对立面再适合不过了。 但我们的父母对此一无所知。 同他们进行谈话也无法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既是东部又是西部的孩子。 我们的父母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统一后的普通日子。 在家里，他们说的都是东德的那一套，如果我们提出，我们已经放弃这一套了，他们就会说，我们应该重新学会这一套。 他们还说， 东部的人不会让他们的后代放弃责任，对此我们无言可答。
当然，尤纳旦是不会理解我们的沉默的， 所以有时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他会朝杰妮弯下身子，轻声地问道， 她是否能同她的父母就选什么课程进行建设性的谈话。 杰妮会惊恐地抬起目光，头脑中闪电式的扫过一个念头：她是否应该告诉他，她无法肯定，她的父母是否知道她上那门专业。然后，她的目光又扫了扫男友的脸，就避开了这个话题。
在这种情况下，尤纳旦肯定会对杰妮和我大谈典型的代沟冲突、谈起时代的变化、谈到要作自我牺牲，或者对我们说，每个人早晚要经历脱离家庭的时刻。 当他从省里来到大城市时，就经历过这种变化。 当他夸夸其谈时，杰妮无法肯定，他是否真的理解我们的意思。此外，有一种感觉还会让她生气，即在这种时候，尤纳旦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她，似乎他第一次发现，她来自当年的东德，并在考虑， 她是否也同她的父母一样。
然后，我就会想象，尤纳旦在他的西部省城的家里是如何进行建设性讨论的。 我在思绪中把“建设性”这几个字抻得很长很长，似乎是把这几个字放在两个伸开的手指尖当中。 当然，晚上，全家人在餐桌旁首先要解开的谜是：特拉茨克的问题：谁是哪个人？ 然后才开始吃饭。接着就会谈论起第三世界的问题、联邦议院最近通过的预算决议，然后民主地商量， 周末谁应开车去村里，到农民那里买生牛奶做的奶酪，因为家里已经没有了。我的脑海里总盘旋着“代沟冲突”这几个字，在西部，一听见这几个字，人们马上会想到1968年。 可我们的情况正相反：对我们来说，从来就没有过反叛一说。 相反：我们几乎是唯一不会做伤害父母事情的人。我们的父母已经是失败者，生活在一代人的抑郁中，而我们是幸运者，仅仅因为晚生了几年，就躲过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我们不想用脚再去踢那些躺倒在地下的人。两德统一的历史已经彻底摧毁了我们父母的幻想和自我认识。他们已经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可以再被剥夺的东西了。
我们应如何做，才能使别人相信我们的保证，即如果是我们，当年就不会受秘密警察的诱惑，如果是我们，就不会去加入社会统一党，而是会散发传单、出版地下刊物和提出出国申请呢？ 可在我们还没有必须回答这些问题以前，我们的民主德国就已经结束了。
这以后，我们是在联邦德国渡过了生命的一半，当然就无法回答下面这个问题： 如果什么也没有发生的话，情况会如何呢？ 正因为如此，我们又怎能对我们父母的生活下一个定论呢？在很久以前，我们就同我们的父母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我们同他们的距离在最近几年已经拉得很大，而且我们也知道，在今后几年，这一距离会变得更大。 我们共同的历史在柏林墙倒塌那一天就结束了。 当我们的父母担心自己会失去工作时， 我们在寻找合适的高级中学， 在中学里要背诵联邦议会席位的分配规定，我们还要背诵国歌的歌词和1953年6月17日事件的始末。 当他们离婚时，我们正在考虑，我们是否现在就作为交换学生去美国学习一年呢，还是等到上了大学再说。 当他们在咒骂他们来自西部的上司时， 我们在大教室里，同来自吕贝克的弗里德里希和来自英格城的尤利亚搂抱在一起。 我们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共同点。他们几乎从来不谈他们的生活， 而我们就更只字不提我们的生活了。 他们的经验看起来毫无用处，起码对我们没有用，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他们。
我们中只有很少的人会同父母和来自西部的朋友们一起去看戏或吃饭，我们同父母的连接纽带实在是太脆弱了。 我们仅能理解他们，怀有某些感动和相当多的同情。我们不攻击我们的父母。 我们不向他们提出有关历史罪责或类似的问题。 我们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我们为我们的父母辩护，我们从没有不站在他们这边，一直到最后一刻我们也不会动摇，就好象是在支援一个小弟弟。
我们的东部家庭聚会也不总是没有外人。 过去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借口，就可以把所有的人都邀请到家里， 今天只是在过大寿、金婚纪念日或进行成人仪式时才能聚一聚。我还记得，在我的童年时代，一直到深夜，还有许多人在那里吃喝，没有人会在10点的时候离去。 这时，美食店买来的白酒刚刚拿到桌上， 来自布拉格的第十袋膨化花生刚刚倒在水晶碗里。母亲们喝的是EDEL 牌的摩卡咖啡，罗森塔的KADARKA牌甜红葡萄酒 或小红帽牌香摈。 我们孩子们喝的是倒在纸杯里的蛋黄酒，里面有巧克力，我们把嘴唇在杯子里不停地添着。 然后，一个父亲激动地站了起来，准备发言，似乎他是一个小小革命运动的带头人，他高声地咒骂当时的情况，咒骂共产党把他们以及这个国家搞得一团糟。 当这个革命小头头的妻子担心地望着他，把食指放在嘴边时， 我们这些孩子们都知道， 现在是该仔细听他说话的时候了。
实际上，谁都知道他要说什么， 说话的人不需要设法说服在座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与他看法一致：在西部一切都要更好些，如果东部的人也有西部的条件，早就不一样了，关键是他们无法决定一切。 最后，另一个父亲要讲昂纳克和戈尔巴乔夫的笑话。我们的舌头在蛋黄酒里搅着，又想认真地听这些笑话，因为我们要把这些笑话保留在记忆里，起码保留到星期一上午的大休息。也许，我们能成功地在“猜一猜”这个电视节目中，战胜别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过这个西部节目。可还没听到笑话，大人们就用满是白酒味的嘴亲吻我们，和我们道过晚安后，让我们上床。
今天，当我们去看望我们的父母时，老有这么一点感觉，就好象我们是把他们从养老院里接出来，因为他们离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遥远。 就好象，我们是领他们去散一会儿步先和他们去咖啡馆吃冰激凌，他们熟悉那里的招待， 然后到傍晚再把他们送回养老院。对我们来说，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早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渴望自己能完全独立并挣钱的那一天。 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父母认为，以此就可以衡量我们进入新时代的程度，这也是他们的原话。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我们看到很快就要退休的他们还要像30岁的人那样， 为了每月的开销去挣钱时，我们感到心痛。 他们被生活往后抛了20年。 当我们看到他们陷入困境时， 我们感到心烦：他们就象是滚轮里的仓鼠，没有人告诉他们，可以自己决定轮子转的速度，他们充满恐惧地等待着，担心轮子会突然停下来，然后就不会有使轮子重新转动的力量，所以他们就不停地跑啊跑啊。 当来自西部的朋友们告诉我们，他们的母亲害怕坐速度很快的火车去看他们，而宁可坐长途汽车时，我们会笑起来。 我们的父母刚刚买了一台计算机，他们认为，现在在家中也必须上网。他们每周学两次英语，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但他们坚信， 今天需要英语。 每当我们想到这里， 我们就会对那边的静止状态有一种深深的渴望，而我们并不来自那边。我们渴望这种没有时间流失的状态和单调，这种状态和单调看起来淹没和遮盖了那里的一切，一直到在下面看不到断裂或不平的东西。
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父母非常劳累，而且对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多少还有点老化。 他们是另一个时代留下来的人，那个时代刚刚结束，从那个时代留下来的只有卡门。内泊（女主持人）, 红绿灯上的小绿人, 北豪森地区出的白酒, 普劳瑙的花边和民主社会主义党.。面对我们的父母，我们有一种优越感，我们比他们更了解世事，难道有人会因此而责备我们吗？
所以我们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要获得成功。 我们想挣钱，并要向所有的人展示， 我们已经学会并能运用西部的规则。 如果我们在今后10年拼命地努力，并获得一个正经的工作， 我们的父母就会觉得自己有权利说，西部和东部并没有搞糟所有的事情。 但如果我们失败的话， 对他们来说，又多了一个证据，那就是不能相信这一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如果没有关系，就会一事无成。但就是这样的想法我们也只能暗藏在心底。
<marquee width="90%" behavior="alternate" scrollamount="3"><font color="purple">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 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枯萎，冷风吹，冷风吹，只要有你陪。</font></marquee> <font color="pink"><marquee width="90%" behavior="alternate" scrollamount="3">其实， 生活就像洋葱， 一片一片地剥开， 总有一片会让我们流泪。
![[图片: pig%20wake%20up_8IMOps92NxIe.gif]](http://61.132.72.53/discuz/attachments/pig%20wake%20up_8IMOps92NxIe.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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