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3-8 23:11
在天目山二十几天的写生生活中，师生形影相随，更深一层地了解了先生过去的苦难历程和他坚强的性格。他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是在万恶的旧社会里磨炼奋斗出来的。我深深领会到“穷而后工”、“知耻必勇”的深刻涵义，进而对先生更加崇敬。
先生对我的教育，像春风、甘霖似的，使我们朝着正确的艺术道路前进，对于艺术事业也增加了兴趣与信心。一九三二年暑假，我在家乡组织并主持了“白浪画会”，吸收了曾在其他艺术院校学习过的青年画家举办画展，以后画展逐年举行，同时在当地报纸编印专刊发表。这些活动受到了先生的赞许和鼓励。
先生善于识别人才，爱才如命。一九二八年先生应邀去福州创作被日寇惨杀的蔡公时历史画时，在集美中学认识了该校教师张书旗，对他的才华非常赏识，毅然决定请他来中大助教。从此张书旗的花鸟画之名逐渐扬开了。一九三一年，先生去南昌游，发现了当时正处于困境之中的傅抱石，先生认为此人有思想，有才华，便主动登门，再三鼓励，并协助他赴日留学。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组织了在柏林的中国画展。先生认为它不足以代表中国的真正艺术水平，毅然决定筹办（非官方性的）另一中国画展，考虑征借稀有的传统绘画珍品和确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的佳作。当时无锡大收藏家壮陶阁裴家收藏的珍贵名画甚多，要我去疏通商借。我和裴家本来很熟，联络比较顺利，裴老听说这是徐老生的请求更乐意支持。因藏品都保管在上海“四行”保险库中，相约在上海裴的亲家李宅（李准后代）评选。参加选画工作的还有江小鹣、郎静山、滑田友等人。最后决定征借李思训的《江山渔乐图》、王冕的《梅》等四件珍品。记得这四件的保险费高达三十万银元，先生回国后曾对我讲。这四件东西为展览增色不少。在远游西方途中，他都随身携带。
这次在法国举行的中国画展，有和国民党在德国举行的中国画展览打对台的性质，自然会碰到重重阻力和障碍。当他从法国来信提到他在马赛上岸时，立刻受到国民党官僚李石曾的刁难，先生愤而斥之为“老狗”。当时先生处境之困境尽管如此，但先生这次远征办中国画展仍然取得全胜，载誉而归。
拥有珍品三百多件的中国画展，先在法国巴黎展出，盛况空前；此后，英、德、意、苏等国纷纷相继邀聘他前去办画展。当时中国还是个半殖民地国家，在欧洲很被蔑视，要是提到东方艺术，似乎只有日本。而这次画展震动了西欧各国艺坛，可算得扬眉吐气。先生凯旋归来时，在上海世界社园子里举行了有叶恭绰、张溥泉、张大千等人参加的欢迎晚会。会上，我听到有人这样说：“这次中国艺术打出去，开了有力的一炮，在国际艺坛上破除了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艺术的偏见，在世界艺坛上为祖国文化树立起威信。”这一画展也给祖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自豪感。
先生在其艰辛的旅途中，不断给同学们写信，费城武、孙多慈和我屡次接到他的海外飞鸿，或寄画片，或问学习（他的信，经常用印有名画的明信片，得了信，也同时得到名画的纪念品，然而，我更高兴读他来的信）。他命我将我的油画创作《铁工》摄影放大寄去展览，可见他无时不在关心我们的艺术成长。
先生自这次回国后，思想行动都有很大变化。他的服装改了。过去，他爱穿黄铜钮扣的青色土布长衫，显得俭朴古雅，这时则常穿栗壳色的列宁装，显得精神抖擞。我想在当时敢于穿戴苏联式样的装束是出奇的，也应该说是追求进步的。他并经常兴奋地谈论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浓厚情谊。
一九三六年秋，苏联版画在上海青年会举行展览，先生约我同去观看，参加座谈。在会上，继鲁迅先生发言后，先生盛赞苏联版画对中国木刻艺术的影响。抗战时期，在重庆，他又在木刻展览会上订购古元等的作品，给予进步木刻家以有力的支持和鼓励。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先生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反动派的不满。当先生从苏联回国以后，周围的压力更加明显，尤其蒋碧薇受张道藩的唆使，在家庭中也百般刁难，个别学生或趋附讨好“师母”和张道藩之流，或别有用心，更增加了对先生的困扰。
一九三六年底的一天，先生突然找我并约陈晓南、黄养辉到北门桥中华楼吃晚餐，席间拿出一张《朝报》（当时南京的小报），上面刊载着恶意诽谤先生的文章。当时，先生很气愤，意欲反击，被大家极力劝阻。因为当时国民党报社的某些所谓“记者”常常是无所不为，或是敲诈勒索，或是无事生非，这种文章也司空见惯，大可不必与之较量。听了大家的意见，先生领首平息。
先生的一生多半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家庭的层层压抑和折磨的困境中渡过的。凄凉、独身的生活，无耻、恶毒的诽谤，没有压垮过先生，他不顾一切地在艺术事业上发奋图强，而在穷而后工，奋发图强的背后，掩藏着他人难知的各种隐痛。
一九三五年，我们班级即届毕业之际，先生计划带我们去苏联作毕业参观，苏联使馆表示欢迎，并同意队伍进入苏境后，一切费用概由苏联负担。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整装待发，但遭到国民党的阻挠与破坏而未果。这对先生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精神上的沉重打击。
“七七”芦沟桥事件发生后，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不久，淞沪沦陷，国民党不战而败，不败而退，几十万大军从前线溃退下来。我只得踉跄携眷逃到汉口。先生得知我的情况，当即汇来五十元让我奔赴重庆。先生对我这次流亡遭难，表示深切同情。特别在听我申述他过去赠予我的若干手迹不幸被劫丧失时，宽慰我说：“人能闯出死亡线，就是大幸，何必再斤斤计较身外之物呢？”他边说边画《立马》一幅见赠，以慰我伤感之情。这幅画保存至今，成为我唯一的珍贵纪念品。每当面对遗作，便会勾起我无限的孺慕之情。
我在重庆初住于同乡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虞炳烈先生处，继而又迁住郭有守先生家。徐先生非常喜欢吃我家的红豆稀饭，并常引黄君璧、射稚柳、谢寿康等相过从，谈论国事或交流绘画经验，感情非常融洽。有一次，先生带来硬质柿子，我对它毫无兴趣，全不沾唇，可是他说：“你还没有发现其中的滋味。”强迫我吃了一口，味道却很美。他就含笑说：“由于对事物的偏见，会失去很多好机会；凡事甜酸苦辣，都必须亲口尝一尝，才能得到真理。”这一席话是说出实践检验真理的金玉良言。
一九三八年先生去前线，临行时嘱我照顾在七星岩托儿所的儿女伯阳、丽丽和他的侄徐焕如。此后，他又辗转国外，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地举行画展，为祖国募捐救灾。后来又应诗人泰戈尔之邀，到了印度。他的《泰戈尔像》、《印度牛》、《愚公移山》等作品都是在印度创作的。
一九四二暑假，先生回到重庆，这时我在重庆磐溪国立艺专教书，他招我去石家花园同住。先生作画还是勤奋不懈，他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身作画已经成为习惯。他将抗战必胜的信念形之笔墨，完成了《群狮》等作品。先生在重庆时，身体极其虚弱，但他关心别人胜过自己。在我晚上作画时，先生常把他所用的电石灯和我所用的桐油灯对调，他始终鼓励着我。记得一九三四年春，我还在学生时代，我的女友从家乡来到教室看我，他得知这位女客是我的“fiancee”时，异常高兴地宣布说：“我今天请客看戏！”就叫同学杨登廷去明星京剧院订购二十张当晚麒麟童（周信芳）表现卢俊义被迫上梁山的戏票，全班同学作陪。他对于学生能找到理想的对象，喜悦万分，祝愿学生前途幸福的心情竟至于此！
一九四四年暑假，前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先生去职，我也随之而被解聘。旧社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失业对我这个子女成行，家累重重的人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先生正卧病在床，得知我失业的消息，十分焦虑，一时无法为我另谋工作，便交给我致中央大学校长顾毓和美术系主任吕斯百函各一通，申请辞去他在中大的职务，并推荐我补缺。顾毓 表示可由斯百考虑再定。结果斯百同意先生辞职，却任用了他自己的朋友顶替。事后，吕夫人亲临寒舍作了一番解释“×××的油画不能卖钱，而你还能作国画，可不急于工作，斯百会给你设法解决的，可以放心”。
先生为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而牺牲自己的生活来源，尤其在病中，这种恩深如海的崇高情宜使我铭感终生，难以忘怀。
先生的生活，俭朴节约，异乎常人，这与他的出身贫寒是有关联的。他在幼年时期，家境情寒，随父卖画为生。父殁，一身独挑家庭重担，经历坎坷，流浪到上海，食宿无所，非人所堪。所以他感到粗茶淡饭已是无尚满足，不遑他求。在欧洲八年留学期间，也常不免断炊挨饥的生活。归国以后，声誉日隆，位高俸厚，仍不忘本，节衣缩食如故，经常以山芋充饥，粗衣裹身，出门旅行，行李之外，一把伞而已。他常说：“人不能忘本，我们都穷出身阿！”
先生不仅热爱祖国的传统艺术，而且热爱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热爱和平和自由。记得抗战结束，在重庆举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我们在石家花园中国美术学院闲谈时，有人提出“一个国家能否有两种军队”的问题，他表示说：“现在在中国，如果延安没有军队的话，哪里有人民发言的权利？”
先生对祖国无比忠诚，而国民党统治集团给予他政治上的种种刁难，家庭生活上的挑拔中伤，他在精神上受尽了折磨，简直迄无宁日。尽管如此，先生仍爱画如命，不仅自己创造了无数的艺术财富，而且节衣缩食搜购了不少古代珍品文物。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先生累劳成疾，旧症复发，不幸离开了我们，临终遗言，愿将其所有保存的制作和收藏的古画文物珍品数千件全部奉献给祖国。先生的这一义举，表现出他一生辛勤劳动无比高尚的情操。
现在徐悲鸿纪念馆已巍然矗立于首都，先生一生的光辉业绩和他的伟大形象将永远为海内外人士所仰慕，他那崇高的精神遗产和艺术财富将永远辉映宇宙，光照人寰。
先生对我的教育，像春风、甘霖似的，使我们朝着正确的艺术道路前进，对于艺术事业也增加了兴趣与信心。一九三二年暑假，我在家乡组织并主持了“白浪画会”，吸收了曾在其他艺术院校学习过的青年画家举办画展，以后画展逐年举行，同时在当地报纸编印专刊发表。这些活动受到了先生的赞许和鼓励。
先生善于识别人才，爱才如命。一九二八年先生应邀去福州创作被日寇惨杀的蔡公时历史画时，在集美中学认识了该校教师张书旗，对他的才华非常赏识，毅然决定请他来中大助教。从此张书旗的花鸟画之名逐渐扬开了。一九三一年，先生去南昌游，发现了当时正处于困境之中的傅抱石，先生认为此人有思想，有才华，便主动登门，再三鼓励，并协助他赴日留学。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组织了在柏林的中国画展。先生认为它不足以代表中国的真正艺术水平，毅然决定筹办（非官方性的）另一中国画展，考虑征借稀有的传统绘画珍品和确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的佳作。当时无锡大收藏家壮陶阁裴家收藏的珍贵名画甚多，要我去疏通商借。我和裴家本来很熟，联络比较顺利，裴老听说这是徐老生的请求更乐意支持。因藏品都保管在上海“四行”保险库中，相约在上海裴的亲家李宅（李准后代）评选。参加选画工作的还有江小鹣、郎静山、滑田友等人。最后决定征借李思训的《江山渔乐图》、王冕的《梅》等四件珍品。记得这四件的保险费高达三十万银元，先生回国后曾对我讲。这四件东西为展览增色不少。在远游西方途中，他都随身携带。
这次在法国举行的中国画展，有和国民党在德国举行的中国画展览打对台的性质，自然会碰到重重阻力和障碍。当他从法国来信提到他在马赛上岸时，立刻受到国民党官僚李石曾的刁难，先生愤而斥之为“老狗”。当时先生处境之困境尽管如此，但先生这次远征办中国画展仍然取得全胜，载誉而归。
拥有珍品三百多件的中国画展，先在法国巴黎展出，盛况空前；此后，英、德、意、苏等国纷纷相继邀聘他前去办画展。当时中国还是个半殖民地国家，在欧洲很被蔑视，要是提到东方艺术，似乎只有日本。而这次画展震动了西欧各国艺坛，可算得扬眉吐气。先生凯旋归来时，在上海世界社园子里举行了有叶恭绰、张溥泉、张大千等人参加的欢迎晚会。会上，我听到有人这样说：“这次中国艺术打出去，开了有力的一炮，在国际艺坛上破除了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艺术的偏见，在世界艺坛上为祖国文化树立起威信。”这一画展也给祖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自豪感。
先生在其艰辛的旅途中，不断给同学们写信，费城武、孙多慈和我屡次接到他的海外飞鸿，或寄画片，或问学习（他的信，经常用印有名画的明信片，得了信，也同时得到名画的纪念品，然而，我更高兴读他来的信）。他命我将我的油画创作《铁工》摄影放大寄去展览，可见他无时不在关心我们的艺术成长。
先生自这次回国后，思想行动都有很大变化。他的服装改了。过去，他爱穿黄铜钮扣的青色土布长衫，显得俭朴古雅，这时则常穿栗壳色的列宁装，显得精神抖擞。我想在当时敢于穿戴苏联式样的装束是出奇的，也应该说是追求进步的。他并经常兴奋地谈论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浓厚情谊。
一九三六年秋，苏联版画在上海青年会举行展览，先生约我同去观看，参加座谈。在会上，继鲁迅先生发言后，先生盛赞苏联版画对中国木刻艺术的影响。抗战时期，在重庆，他又在木刻展览会上订购古元等的作品，给予进步木刻家以有力的支持和鼓励。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先生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反动派的不满。当先生从苏联回国以后，周围的压力更加明显，尤其蒋碧薇受张道藩的唆使，在家庭中也百般刁难，个别学生或趋附讨好“师母”和张道藩之流，或别有用心，更增加了对先生的困扰。
一九三六年底的一天，先生突然找我并约陈晓南、黄养辉到北门桥中华楼吃晚餐，席间拿出一张《朝报》（当时南京的小报），上面刊载着恶意诽谤先生的文章。当时，先生很气愤，意欲反击，被大家极力劝阻。因为当时国民党报社的某些所谓“记者”常常是无所不为，或是敲诈勒索，或是无事生非，这种文章也司空见惯，大可不必与之较量。听了大家的意见，先生领首平息。
先生的一生多半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家庭的层层压抑和折磨的困境中渡过的。凄凉、独身的生活，无耻、恶毒的诽谤，没有压垮过先生，他不顾一切地在艺术事业上发奋图强，而在穷而后工，奋发图强的背后，掩藏着他人难知的各种隐痛。
一九三五年，我们班级即届毕业之际，先生计划带我们去苏联作毕业参观，苏联使馆表示欢迎，并同意队伍进入苏境后，一切费用概由苏联负担。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整装待发，但遭到国民党的阻挠与破坏而未果。这对先生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精神上的沉重打击。
“七七”芦沟桥事件发生后，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不久，淞沪沦陷，国民党不战而败，不败而退，几十万大军从前线溃退下来。我只得踉跄携眷逃到汉口。先生得知我的情况，当即汇来五十元让我奔赴重庆。先生对我这次流亡遭难，表示深切同情。特别在听我申述他过去赠予我的若干手迹不幸被劫丧失时，宽慰我说：“人能闯出死亡线，就是大幸，何必再斤斤计较身外之物呢？”他边说边画《立马》一幅见赠，以慰我伤感之情。这幅画保存至今，成为我唯一的珍贵纪念品。每当面对遗作，便会勾起我无限的孺慕之情。
我在重庆初住于同乡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虞炳烈先生处，继而又迁住郭有守先生家。徐先生非常喜欢吃我家的红豆稀饭，并常引黄君璧、射稚柳、谢寿康等相过从，谈论国事或交流绘画经验，感情非常融洽。有一次，先生带来硬质柿子，我对它毫无兴趣，全不沾唇，可是他说：“你还没有发现其中的滋味。”强迫我吃了一口，味道却很美。他就含笑说：“由于对事物的偏见，会失去很多好机会；凡事甜酸苦辣，都必须亲口尝一尝，才能得到真理。”这一席话是说出实践检验真理的金玉良言。
一九三八年先生去前线，临行时嘱我照顾在七星岩托儿所的儿女伯阳、丽丽和他的侄徐焕如。此后，他又辗转国外，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地举行画展，为祖国募捐救灾。后来又应诗人泰戈尔之邀，到了印度。他的《泰戈尔像》、《印度牛》、《愚公移山》等作品都是在印度创作的。
一九四二暑假，先生回到重庆，这时我在重庆磐溪国立艺专教书，他招我去石家花园同住。先生作画还是勤奋不懈，他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身作画已经成为习惯。他将抗战必胜的信念形之笔墨，完成了《群狮》等作品。先生在重庆时，身体极其虚弱，但他关心别人胜过自己。在我晚上作画时，先生常把他所用的电石灯和我所用的桐油灯对调，他始终鼓励着我。记得一九三四年春，我还在学生时代，我的女友从家乡来到教室看我，他得知这位女客是我的“fiancee”时，异常高兴地宣布说：“我今天请客看戏！”就叫同学杨登廷去明星京剧院订购二十张当晚麒麟童（周信芳）表现卢俊义被迫上梁山的戏票，全班同学作陪。他对于学生能找到理想的对象，喜悦万分，祝愿学生前途幸福的心情竟至于此！
一九四四年暑假，前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先生去职，我也随之而被解聘。旧社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已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失业对我这个子女成行，家累重重的人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先生正卧病在床，得知我失业的消息，十分焦虑，一时无法为我另谋工作，便交给我致中央大学校长顾毓和美术系主任吕斯百函各一通，申请辞去他在中大的职务，并推荐我补缺。顾毓 表示可由斯百考虑再定。结果斯百同意先生辞职，却任用了他自己的朋友顶替。事后，吕夫人亲临寒舍作了一番解释“×××的油画不能卖钱，而你还能作国画，可不急于工作，斯百会给你设法解决的，可以放心”。
先生为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而牺牲自己的生活来源，尤其在病中，这种恩深如海的崇高情宜使我铭感终生，难以忘怀。
先生的生活，俭朴节约，异乎常人，这与他的出身贫寒是有关联的。他在幼年时期，家境情寒，随父卖画为生。父殁，一身独挑家庭重担，经历坎坷，流浪到上海，食宿无所，非人所堪。所以他感到粗茶淡饭已是无尚满足，不遑他求。在欧洲八年留学期间，也常不免断炊挨饥的生活。归国以后，声誉日隆，位高俸厚，仍不忘本，节衣缩食如故，经常以山芋充饥，粗衣裹身，出门旅行，行李之外，一把伞而已。他常说：“人不能忘本，我们都穷出身阿！”
先生不仅热爱祖国的传统艺术，而且热爱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热爱和平和自由。记得抗战结束，在重庆举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我们在石家花园中国美术学院闲谈时，有人提出“一个国家能否有两种军队”的问题，他表示说：“现在在中国，如果延安没有军队的话，哪里有人民发言的权利？”
先生对祖国无比忠诚，而国民党统治集团给予他政治上的种种刁难，家庭生活上的挑拔中伤，他在精神上受尽了折磨，简直迄无宁日。尽管如此，先生仍爱画如命，不仅自己创造了无数的艺术财富，而且节衣缩食搜购了不少古代珍品文物。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先生累劳成疾，旧症复发，不幸离开了我们，临终遗言，愿将其所有保存的制作和收藏的古画文物珍品数千件全部奉献给祖国。先生的这一义举，表现出他一生辛勤劳动无比高尚的情操。
现在徐悲鸿纪念馆已巍然矗立于首都，先生一生的光辉业绩和他的伟大形象将永远为海内外人士所仰慕，他那崇高的精神遗产和艺术财富将永远辉映宇宙，光照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