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3-16 01:05
百年语录：1900-1999中国人的声音
总有一些话在我们耳边萦绕，它们深刻地影响了时代，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百年，人们不仅做，而且在说---社会在底层沉重地变动，语言在表层耀眼地浮动。那些时代的话语，往往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今天，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回首过去百年，穿过事件的丛林，可能会发现，这些话语构成了最醒目的路标。是为百年语录。
1900年梁启超：“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一百年前的新世纪宣言。《少年中国说》强调：“造成今日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辜鸿铭：“当所有列强都成为原告、法官和刽子手时，我猜想皇太后将不得不赔---赔---赔！但如果我是皇太后，我将拒绝赔---即便列强把我抓起来送到圣赫勒拿岛---除非列强答应将来不再派来三种东西---日耳曼犹太高利贷狗、（法国的）黑龙骑兵和（英国的）爱管闲事之辈到中国来。”
是年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次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1911年林觉民：“汝幸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偶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能独善其身１《与妻诀别书》，4月24日，林觉民旋即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
1912年孙中山：“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1月1日。
1915年陈独秀：“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9月15日，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青年，从此以崭新的面貌和整体的形象，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1916年胡适：“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
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
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想论争，一半都是在嘻笑怒骂中进行的。
1910年代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著论，说凡四十岁以上的都可以枪毙的了。胡适同他订约，说“到你四十岁生日，我将赠你一首新诗，题曰手枪”。
痛恶老大之中国，疾呼青年之价值。新文化运动中之最激进言论。
1918年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率先欢呼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阐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鲁迅：“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写着都是‘吃人’１“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
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１这是面对民国后一派经济凋弊、政治动乱，一名中国知识分子表达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此后遂有1922年由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胡适等16位知识分子签名的政治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有1945年由昆明文化界著名人士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342人联名发表，提出促成联合政府的《关于挽救当前危机的主张》。
1919年蔡元培：“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这是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回复林琴南攻击北大学风的信中的话。一代风气和学术传统由此而开。
1926年鲁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纪念刘和珍君》。鲁迅杂文战斗精神的最好体现。
1927年陈寅恪：“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的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
这是陈寅恪挽刚刚沉湖自尽的王国维的话。是时，北伐军即将打到北京。
1928年周文雍、陈铁军：“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１广州起义失败后，两位共产党人2月6日就义于广州黄花岗刑常刑场上的婚礼，是革命时期爱情最好的诠释，它鉴证了爱和信仰的双重重量。
陶行知：“划出地方数处贡献人类，俾抱有改造社会之学者，得以运用科学方法，实现极乐世界。”
陶行知在当年全国教育会议上的提案，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是年北伐宣告结束。
1933年李烈钧：“先从自己的平等做起，而后可以打破对外的不平等。”
这是一位参加过讨袁战争的老英雄在抗日战争前夕发出的警语，与那句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相比，李烈钧把反抗外侮与改造中国的逻辑关系说得异常透彻。
1935年中共中央：“大家都应该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名《八一宣言》。
田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的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义勇军进行曲》，本来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但在上映之前，便已广为传唱。1949年定为代国歌。1978年国歌曾重新填词，但不久即恢复田汉旧词。
胡适：“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
这一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大论争。
1936年张学良：“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西安事变捉蒋后，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12月16日。
1941年毛泽东：“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
总有一些话在我们耳边萦绕，它们深刻地影响了时代，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百年，人们不仅做，而且在说---社会在底层沉重地变动，语言在表层耀眼地浮动。那些时代的话语，往往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今天，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回首过去百年，穿过事件的丛林，可能会发现，这些话语构成了最醒目的路标。是为百年语录。
1900年梁启超：“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一百年前的新世纪宣言。《少年中国说》强调：“造成今日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辜鸿铭：“当所有列强都成为原告、法官和刽子手时，我猜想皇太后将不得不赔---赔---赔！但如果我是皇太后，我将拒绝赔---即便列强把我抓起来送到圣赫勒拿岛---除非列强答应将来不再派来三种东西---日耳曼犹太高利贷狗、（法国的）黑龙骑兵和（英国的）爱管闲事之辈到中国来。”
是年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次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1911年林觉民：“汝幸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偶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能独善其身１《与妻诀别书》，4月24日，林觉民旋即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
1912年孙中山：“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1月1日。
1915年陈独秀：“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9月15日，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青年，从此以崭新的面貌和整体的形象，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1916年胡适：“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作“欲”，今人叫作“要”。
古人叫作“至”，今人叫作“到”。
古人叫作“溺”，今人叫作“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想论争，一半都是在嘻笑怒骂中进行的。
1910年代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著论，说凡四十岁以上的都可以枪毙的了。胡适同他订约，说“到你四十岁生日，我将赠你一首新诗，题曰手枪”。
痛恶老大之中国，疾呼青年之价值。新文化运动中之最激进言论。
1918年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率先欢呼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阐明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鲁迅：“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写着都是‘吃人’１“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
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１这是面对民国后一派经济凋弊、政治动乱，一名中国知识分子表达的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此后遂有1922年由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胡适等16位知识分子签名的政治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有1945年由昆明文化界著名人士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342人联名发表，提出促成联合政府的《关于挽救当前危机的主张》。
1919年蔡元培：“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这是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回复林琴南攻击北大学风的信中的话。一代风气和学术传统由此而开。
1926年鲁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纪念刘和珍君》。鲁迅杂文战斗精神的最好体现。
1927年陈寅恪：“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的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
这是陈寅恪挽刚刚沉湖自尽的王国维的话。是时，北伐军即将打到北京。
1928年周文雍、陈铁军：“我们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１广州起义失败后，两位共产党人2月6日就义于广州黄花岗刑常刑场上的婚礼，是革命时期爱情最好的诠释，它鉴证了爱和信仰的双重重量。
陶行知：“划出地方数处贡献人类，俾抱有改造社会之学者，得以运用科学方法，实现极乐世界。”
陶行知在当年全国教育会议上的提案，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是年北伐宣告结束。
1933年李烈钧：“先从自己的平等做起，而后可以打破对外的不平等。”
这是一位参加过讨袁战争的老英雄在抗日战争前夕发出的警语，与那句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相比，李烈钧把反抗外侮与改造中国的逻辑关系说得异常透彻。
1935年中共中央：“大家都应该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名《八一宣言》。
田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的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义勇军进行曲》，本来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但在上映之前，便已广为传唱。1949年定为代国歌。1978年国歌曾重新填词，但不久即恢复田汉旧词。
胡适：“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
这一年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大论争。
1936年张学良：“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西安事变捉蒋后，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12月16日。
1941年毛泽东：“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