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杰《火与冰》

[狐狸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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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读余杰书的，在此之前。虽然久闻大名，却一直没有时间可以静静地坐下来，认识一下这位北大怪才。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惭愧，如同刘震云的小说一样，生活本来就漂洒着一地杂乱的鸡毛。回首走过的大学生涯，我周围的人也都和我一样，为了觅得干干净净的“一椎之地”，而在对鸡毛的拍拍打打中忙碌完了学业；而另外一部分人，之所以能坐在满地鸡毛中“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以为，是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脏”的革命传统。



余杰的导师，钱群理教授爱把余杰称之为“90年代醒着的，要前进的，极少数青年中的一个。”不管这样的评论是否夸张，但至少说明了余杰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特点。余杰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其他什么，甚至不是文学家。在我眼时，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思想者。他从来都是“醒着的”，关注的目光投到了社会林林种种的各个层面。哲学家应保持绝对的冷静、严肃，对外界一切现象都不为所动，摒绝七情六欲，身上的每一根肌肉，每一个细胞都正常跳动，运转……至少，这是古往今来，中国大凡以哲学家自称的人应有的一种态度，佛的“虚空”，道的“无为”，儒的“以物观物”，一切无不如此。




但余杰做不到这一点，他太多情，太多诗人气质，所以思想的结果往往流于感伤，流于痛苦。在余杰的身上，有70年代青年的老成，有80年代青年的热情，当然，也有90年代青年的焦躁和阴郁。余杰不是一个冷静的人，他的身上，有着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怆；有着阮籍“率性而为”、“长歌当哭”的疏狂；有着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落寞。郁达夫的感伤，北岛的愤怒，顾城的偏激在他的文字间随处可见。他的另一本文集叫《铁屋的呐喊》，仅看标题，就可想见作者的心情。




余杰不是一个诗人，但我更愿把他看作一个诗人。

[狐狸大仙]

无可否认，90年代也许是个经济的时代，信息的时代，但绝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诗歌的时代。余杰在《火与冰》里，更这样直接地指出：“歌德说过，先有人的堕落，然后文学堕落，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坛现状。”



什么是人的堕落？当一切都向着地位、金钱看齐的时候，文学值几何？文学家又值几何？有一个笑话说，北京王府井的一张广告牌掉下，砸死了十个人，其中九个是作协，一个是文联。这也许只是一个笑话，但在文学失重，而各种各样的“作家”、“文学家”却多如牛毛的今天，文学又拿什么来引起别人的关注？的确，一方面市面上的新书如雨后春笋地出来，充分展现着90年代信息业、出版业的兴盛发达。而另一方面，却是观者寥寥，门几罗雀。这种畸形的现象只能说明一点：原来文学中让人震颤的、有着鲜活生命力的东西消失了。




王朔有句时髦话，作家是“码文字的”。既然是“码”，当然只是一大堆方块文字。其中，众多所谓的“后现代”、“超先锋”的诗歌就是这方面典型。




许多老一辈“码文字的”总是感叹90年代的青年蔑视权威，骨子里有着种根深蒂固叛逆性。也许，余杰算这方面的典型。他对那些“位高极尊”的“老作家”们是这样评价的：“功成名就，弟子们恭恭敬敬地抬着轿子。他们还在写作，回忆那些琐碎的像小草一样的旧事，并且对现状发些不痛不痒的议论……他们的下半身（生）靠上半身（生）煮着吃，吃得津津有味。许多年前，他们的创造力便全部消失，他们的晚景并非由晚年的成就来支撑……”也许，余杰激烈的说辞有些偏激，但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时下有多少的“权威”作家在下笔前曾扪心自问过，他写的就是他想说的？




当然，这之间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老巴金一身写过无数的集子，但以《真话集》命名的也就那薄薄的一本，可想而知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作家要说真话的艰难。



余杰是真诚的，所以他对此愤怒的无以复加。